巴格达的秩序逐渐恢复，大唐的统治如同初春的阳光，开始融化这片土地上的冰封。尽管暗流仍未完全平息，但表面上的疮痍正在被快速修补，市场重现生机，底格里斯河上的舟楫再度繁忙。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通往这座新征服之都的道路上，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闹——来自四面八方的使者团，怀着各种心思，汇聚于此。
皇长子李琮的抵达，为巴格达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气象。他年轻，却沉稳持重，并无骄矜之气。他牢记父皇的教诲和上官婉儿的叮嘱，并不急于指手画脚，而是每日跟随在郭昕和大唐首席文官身边，细心观察，虚心请教，从如何审理民间诉讼，到如何调配军粮物资，事无巨细，皆用心学习。
他的谦逊和好学赢得了郭昕等老将的赞赏。郭昕甚至在给李琰的密奏中写道：“皇长子聪慧仁厚，勤勉好学，假以时日，必为一代明君。”李琮也并非只待在深宫，他时常在护卫的保护下，微服出入市井，体察民情，倾听各阶层的声音，亲眼目睹战争带来的创伤和大唐治理下逐渐显现的希望。
莎赫尔娜兹公主的到来，则起到了另一种微妙的作用。她以波斯公主和大唐皇帝宠妃的双重身份，积极参与安抚工作，尤其注重联络波斯裔的贵族和祆教祭司。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大唐并非简单的征服者，而是波斯古老文明的恢复者和保护者。她与李琮一主一辅，一个代表大唐的未来，一个连接波斯的过去，配合颇为默契，有效缓和了征服初期的民族隔阂。
埃及总督艾哈迈德·图伦的使者，受到了郭昕和李琮的高规格接见。谈判在巴格达原哈里发皇宫的一间偏殿内秘密进行。
大唐方面提出的条件清晰而强硬：埃及必须承认大唐的宗主权，艾哈迈德·图伦接受大唐“埃及都督”的册封，使用大唐历法和年号；开放亚历山大港、杜姆亚特等所有重要港口，给予大唐最惠国待遇；允许大唐在亚历山大港设立常驻机构并驻扎一支象征性的卫队；每年缴纳巨额贡赋，包括粮食、金币和埃及特产。
使者面对这些条件，脸色变幻不定。他试图争取更多自主权，比如保留图伦自行任命官员和征收赋税的权力，以及减少贡赋额度。
主持谈判的大唐首席文官态度温和却寸步不让：“使者阁下，陛下天恩，允诺埃及自治，已是莫大恩典。然主权之事，不容商议。大唐龙旗所至，皆为王土。图伦都督若诚心归附，陛下必不吝厚赏，保其家族世代富贵。若三心二意……”文官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气。
殿外，恰好传来唐军操练时震天的喊杀声和马蹄声，仿佛一种无声的威慑。
使者冷汗涔涔，最终表示需要将条件带回埃及，由总督本人定夺。但他心里清楚，面对大唐灭阿拉伯、兵临地中海的威势，以及虎视眈眈的拜占庭，图伦总督的选择余地其实很小。大概率，会接受这份城下之盟。
君士坦丁堡，卡特琳娜与拜占庭的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巴西尔一世皇帝在对大唐强大实力的恐惧和对未来利益的渴望中，最终咬牙同意了一笔巨额军售：以高出市场价三倍的价格，购买一千具大唐制式擘张弩和五万支配套弩箭，以及二十架改进型中型投石机的图纸和关键部件。
这笔交易对拜占庭来说肉痛无比，但却能极大增强其陆军，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