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员的金丝眼镜都起了雾。保罗在页脚写：“达芬奇画《维特鲁威人》时，可曾想过人体是这般被解构的？他的线条是美的，这里的线条，是血。”
他画过奴化的清晨：劳工们跪在泥地里，额头抵着三色旗，喉咙里挤出改编的《马赛曲》。歌词是：“我们卑贱的脊梁，托起法兰西的荣光！”保罗用颠倒的透视法画下这场景——旗帜不再是飘扬的荣耀，而是一张绞刑架的网；歌声不再是激昂的战歌，而是一团裹尸布，正裹住那些佝偻的脊背。
“您听过婴儿的哭声吗？”保罗突然问左拉，“在北江省的铁轨旁，我见过一群高棉童工。他们用炭条在铁轨上画画：太阳是滴血的铜钱，铁轨是吞吃手指的蜈蚣。有个八岁的阿香，用碎布头缝了个戴镣铐的蒙娜丽莎。她举着那幅画问我：‘先生，您的透视法，能把锁链画成飘带吗？’”
左拉的眼镜片上蒙了层雾。他想起自己的女儿在花园里追蝴蝶，想起她第一次画《自由引导人民》时的兴奋——那时的画布是干净的，颜料是明亮的。可保罗的画布上，自由被锁链捆成了傀儡，阳光变成了血滴。
保罗的觉醒，是从一具头骨开始的。
老街隧道的墙壁里，嵌着上百具华工骸骨。头骨凹陷处嵌着铁镐头，像是被大地吞下的牙齿。保罗举着丁字尺的手在发抖——他本想在这里设计巴洛克式拱门，用浮雕讲述“文明交融”的故事。可此刻，那些骸骨的眼睛仿佛在看他，用空洞的瞳孔质问：“你要用我们的死亡，装饰你的‘史诗’？”
那天夜里，他在废弃教堂的彩色玻璃上泼了磷粉。铁路信号灯的光扫过，玻璃上浮现出巨幅画面：伏尔泰雕像被铁链锁住，脚下爬满蝼蛄，每只蝼蛄的背上都刻着“自由、平等、博爱”。磷粉的气味混着霉味，像极了殖民当局的“仁慈”——他们给劳工的医院挂“仁慈十字”，却在里面解剖霍乱病人的肝脏；他们给劳工发“天然泻药”（掺碎玻璃的陈粮），却把剩下的米粒装回仓库，标上“战略物资”。
“我撕了拱门草图，”保罗的声音像生锈的锯子，“碎片被我塞进越南劳工的烟枪里焚烧。青烟升起来时，我闻到了自由的味道——不是三色旗的味道，是烧糊的人皮味，是腐烂的谎言味。”
保罗发疯的那个雨季，红河涨了十七次水。
他目睹工程师把十二名迟到的劳工浇筑进桥墩混凝土。混凝土凝固时，监工头拍着新桥墩大笑：“这桥，比用白人劳工结实十倍！”保罗抄起测量仪器砸过去，却被阿尔及利亚卫兵从背后抱住。卫兵的力气很大，像头被驯化的野兽——保罗突然明白，殖民机器里的每个齿轮，都被涂上了“文明”的润滑油。
那夜，他在日记本上画满支离破碎的几何图形。每块碎片都滴着赭石色颜料，那是他用尸油调的“血色水彩”。颜料渗进纸里，像极了劳工的血渗进红河的泥沙。
逃亡途中，保罗被毒虫和瘴气啃噬得只剩半口气。是阿苗救了他——那个赶集的苗家女子，用蚂蟥吸出他伤口的毒血，又在他胸口纹了吞口蜘蛛纹样。蜘蛛的眼睛是两粒红珊瑚，像极了他在素描本里画过的劳工眼睛：充血的，愤怒的，却始终没熄灭的光。
左拉放下笔时，窗外的月光正漫过伏尔泰咖啡馆的路灯。他摸出保罗带来的照片——那些被殖民当局列为“绝密”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