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关于中间阶层的恐慌问题，张文杰回答：
“政策解释工作在做，但效果不一。
我们组织工作队下去开过会，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
也抓了典型，我们也树立了‘开明士绅’，给了安置，效果不错，稳住了附近一片类似情况的人心。”
但他话锋一转，露出难色，“但更多的是观望和怀疑。
很多人表面顺从，生产积极性却不高。
我们缺的是大量能沉下去、有耐心、懂政策的干部，去一家一户地做工作。
目前…主要还是靠基层农会和民兵组织在带动，方式有时比较粗糙，可能反而加剧了紧张。”
谈到干部思想问题，徐卫华接过话茬，语气变得严肃：
“首长，典型事例有，正要跟您汇报。上个月，县供销社的一个副主任，下去收山货，暗示老乡把好货便宜点卖给他，他可以在收购价上‘抬抬手’。
虽然就为占了几斤核桃、蘑菇的小便宜，但影响极坏！
我们已经内部通报了这件事，给了他警告处分，调离了岗位，并在上次全区干部大会上作为‘糖衣炮弹’的典型进行了批判，震动很大。”
徐卫华顿了顿，声音低沉了些，“但还有一种苗头更值得警惕。
有些干部，觉得革命成功了，该享受一下了，开会要抽好烟，吃饭要讲究个四菜一汤，虽然没花公款，但这种风气和追求，跟咱们艰苦朴素的传统背道而驰。
这种思想上的‘小口子’，比贪几斤蘑菇更难抓，也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