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濒海立国：东吴的生存抉择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的熊熊烈火映红长江江面。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仅让孙权坐稳江东，更让他意识到一个残酷现实：若想抗衡曹操的北方铁骑，唯有发挥“舟楫之便”。《三国志·吴主传》载，战后孙权下令：“舟船为江东之命，宜广造作，勿惜材用。”（舟船是江东的命脉，应大力建造，不必吝惜材料。）
东吴疆域涵盖扬州、交州，海岸线绵延数千里，却面临两大困境：其一，北方政权封锁长江，陆地扩张受阻；其二，内部山越叛乱频发，需跨海征剿。这种地缘压力，倒逼孙权将目光投向海洋。据《吴书》记载，他曾亲自视察建安郡（今福建福州）造船厂，指着工匠说：“此辈乃孤之长城也。”
二、船坚器利：军工技术的飞跃
孙权时期的造船业，堪称三国时代的“超级工程”。据《太平御览》引《武昌记》，武昌（今湖北鄂州）樊口的船坞“可容大舰三十，小舫百数”，工匠达数千人。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长安”“青龙”号楼船，《江表传》描述其“高十余丈，上置飞阁，可载三千人”，船身以铁钉钉合，桐油灰填缝，抗风浪能力远超同期船只。
技术创新更令人惊叹：
1.船尾舵的改良：出土的东吴陶船模型显示，其船舵已采用“平衡舵”设计，转向效率提升数倍，此技术领先欧洲近千年。
2.多桅帆船的普及：《南州异物志》记载，东吴商船“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四帆可多角度调整，提升风力利用效率）。
3.水密隔舱技术：1975年泉州出土的东吴古船，证实当时已采用隔舱板分隔船舱，即便局部破损也不致沉没。
这些技术突破，让东吴水军拥有“一日千里”的机动能力。《吴录》载，嘉禾元年（公元232年），孙权派将军周贺跨海远征辽东，船队“乘风破浪，旬日而至”，震惊曹魏。
三、跨海拓疆：从夷洲到辽东的战略布局
孙权的海洋野心，首先体现在领土扩张上。黄龙二年（公元230年），他派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抵达夷洲（今台湾）。《临海水土志》详细记载了此次航行：“从章安（今浙江台州）东行，历海岛，得夷洲，土无霜雪，草木不死。”（从章安向东航行，经过海岛，抵达夷洲，此地气候温暖，草木常青。）
这次行动虽因“士卒多染瘴疠，十不存一”被迫撤回，但意义深远：它是大陆政权首次对台湾的官方经略，比元朝设澎湖巡检司早了近千年。更隐秘的动机是获取人口——《三国志》载，卫温带回“夷洲数千人”，补充因战争损耗的劳动力。
向北，孙权则试图联合辽东公孙渊制衡曹魏。嘉禾二年（公元233年），他派张弥、许晏率船队载“金宝珍货，九锡备物”册封公孙渊。《魏略》讽刺此举“如以羊饲虎”，果然公孙渊反杀吴使，吞并财物。但孙权并未气馁，次年又派船队绕开山东半岛，直抵高句丽，开辟了东北亚航线。
四、暗流涌动：造船业背后的民生代价
大规模造船对东吴百姓而言，却是沉重负担。《三国志·华核（hé）传》记载，工匠“昼夜劳作，冬不得暖，夏不得凉，死者相枕”。更严重的是木材消耗，《吴地记》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