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肯定管不过来。
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在攻打襄阳时，突然想到一个主意：\"让中书省派几个人，到地方上临时办公，管管粮草、军队，打完仗就回来。\"这就是\"行中书省\"的由来，说白了就是\"中书省的临时办事处\"。
可没想到，这临时机构用着用着就成了常设机构。因为地方上的事太复杂了，税收、诉讼、救灾，哪一样都得有人管。于是，忽必烈干脆把全国分成十个行省：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每个行省设平章政事二员（从一品），左、右丞各一员（正二品），相当于\"地方版的中书省\"。
行省的权力大得吓人，既有行政权，又有军权，还有司法权。有个叫张雄飞的汉人官员上奏：\"行省权力太大，万一造反怎么办？\"忽必烈却不担心，因为他留了一手：行省的官员互不统属，平章政事和左、右丞互相牵制；军队的调兵权还在中央的枢密院手里；最重要的是，行省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要上交中央，想造反都没钱买粮草。
这种制度，后来被明朝、清朝继承，一直用到今天的\"省\"（虽然名称和职能有变化，但本质上是行省制的延续）。有个西方历史学家说：\"元朝的行省，就像给大帝国安上了轮子，既能跑起来，又不会散架。\"
元朝最让人佩服的，除了行省制，就是驿站制度——蒙古人叫\"站赤\"（蒙古语，意为驿站）。
忽必烈刚上台，就下了道圣旨：\"自大都起，每隔五十里设一个站赤，给驿站配好马、好车、好酒菜，谁要是敢耽误公文传递，斩！\"
这些站赤有多厉害？咱们举个例子：从大都到云南，全程五千多里，驿站的快马（叫\"急递铺马\"）只要十天就能跑到，平均每天跑五百多里。要是送紧急军情，白天插红旗，晚上挂灯笼，驿站的人看到了就赶紧换马，连吃饭都在马背上啃干粮。
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写：\"我从大都到杭州，走了二十天，每天都能在驿站吃到热饭，住上干净的房间。有一次我的马病了，驿站的人马上给我换了一匹，比我自己的马还壮。\"
站赤不光是传递公文，还管接待官员、运送粮草。每个驿站都有\"提领\"（负责人），就是个小社会。据统计，元朝全国有一千三百多个站赤，光马就养了三万多匹，牛、驴、骆驼加起来也有两万多头。
但这制度也有坏处。有些蒙古贵族把驿站当自家后院，随便用驿站的马送私人东西，甚至让驿站的人给自己抬轿子。有个叫也先帖木儿的王爷，一次就从驿站调了五十匹马，给他的小妾送荔枝（学唐玄宗讨好杨贵妃）。驿站的人敢怒不敢言，只能往下搜刮老百姓，最后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忽必烈推行汉法，但他毕竟是蒙古大汗，不能完全得罪蒙古贵族。于是，他玩起了\"平衡术\"：表面上学汉人，暗地里保留蒙古特色。
比如科举制度，汉人盼了几十年，忽必烈直到晚年（1291年）才下诏准备开科取士，结果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真正开科是元仁宗时期）。他宁愿重用色目人（如阿合马、桑哥）管财政，也不让汉人掌握实权——因为色目人大多是商人出身，只会算账，不会造反，不像汉人动不动就讲\"忠君爱国\"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