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官；强化军机处职能，规定“军机大臣每日晋见，承旨办理”；严惩贪腐，即位当年便查处了山西巡抚诺敏等一批雍正朝遗留的贪官。这种“宽严相济”的策略，既纠正了雍正朝的严苛之弊，又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
对于辅佐重臣，乾隆帝恩威并施。他重用鄂尔泰、张廷玉，加官进爵，称其“为皇考遗臣之冠”；但也敲打二人“勿结党营私”，在谕旨中明确“朕用人行政，一秉至公，从不稍存偏向”。
乾隆帝接手的，是一个经过雍正十三年整顿后日趋强盛的帝国。据《清文献通考》记载，雍正元年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至十三年已增至六千余万两；全国耕地面积从康熙末年的六亿亩，扩展至七亿余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使人口突破一亿四千万。
乾隆帝即位之初，下令免除雍正十二年以前的欠赋，总计白银两百余万两；调拨粮食赈济直隶、山东等地的灾荒；继续修建江浙海塘，加固防洪工程。这些举措既彰显了新君的仁政，也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乾隆将雍正的“密折制度”进一步完善，规定“各省督抚，凡有要事，皆可密折奏闻”，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他组建了自己的亲信班底，如讷亲、傅恒等，逐渐取代雍正旧臣。
乾隆元年（1736年），他又下令编纂《三礼义疏》，强调“以礼治国”，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虽放缓文字狱，但对“谤讪朝政”者仍严惩不贷，元年便查处了传播“雍正帝被刺”言论的江南士子。
乾隆的继位，是清代政治制度成熟的标志。秘密立储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国古代皇权传承可以走出“嫡长子继承制”的窠臼；而乾隆帝“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则显示出他对前朝经验的吸收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