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百姓“数十年无水患之虞”（《河防志》卷十二）。这些举措虽耗资巨大，却实实在在惠及民生，为江南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
政务之余，乾隆帝的“风雅”无处不在。他酷爱书法，每到一处必题诗留字，南京燕子矶、苏州狮子林、杭州西湖均留下其墨迹，虽“笔力不及圣祖（康熙），然数量远超历代帝王”（《佩文斋书画谱》）。他还广纳江南文人，命纪昀、沈德潜等编纂《南巡盛典》，收录诗文、书画、方志，试图将南巡打造成“文化盛事”。在苏州，他召见沈德潜等诗坛领袖，论诗品文，“赐宴狮子林，命和御制诗”，刻意营造“满汉一家、文治昌明”的氛围。
江南盐商是南巡的最大“赞助商”，也是最大受益者。以扬州盐商为首的商人集团，每次南巡均“捐银百万两以上”，承办行宫、彩棚、游船等事宜。作为回报，乾隆帝特许他们“加引（增加食盐销售额度）、免税”，并赏赐“顶戴花翎”，使盐商们“富可敌国，势倾一方”。扬州盐商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曾一次捐银二百万两，获赐“奉宸苑卿”官衔，其府邸“仿大内规制，园亭之盛，甲于江南”（《扬州画舫录》卷四）。
普通百姓对南巡则感情复杂的多。一方面，帝王出巡带来短暂的“商机”，小贩可售卖食品、杂货，工匠可承接修缮工程，“每处巡幸前后，市面繁华十倍于常”；另一方面，繁重的徭役与摊派让百姓不堪重负。据《苏州府志》记载，为迎接南巡，苏州府“每亩加征银三钱，民有卖儿鬻女以应者”，而官员“借办差为名，勒索财物，民怨沸腾”。这种矛盾在第四次南巡时爆发，江苏如皋县百姓因不堪劳役，“聚众毁彩棚，殴差役”，最终被武力镇压，为首者处斩。
江南士人则在“抗拒”与“迎合”间摇摆。部分遗民后代仍坚守反清立场，如全祖望等人“闻南巡则闭门不出，以书为伴”；但更多士人选择妥协，通过献诗、献画获得功名。沈德潜因“诗才敏捷，善颂圣德”，从江南布衣被擢升为礼部侍郎，成为乾隆帝“文治”的点缀。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使江南士人的反清情绪逐渐消解，至乾隆末年，“明遗民思想几成绝响”（《清代学术概论》）。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七十高龄的乾隆帝完成第六次南巡。此时的他已显老态，却仍坚持“登虎丘，泛西湖”，试图重现早年盛况。但这次南巡已难掩帝国的疲态：国库因连年征战与巡幸而空虚，“户部存银较三十年前减三分之二”；地方官员贪污成风，“办差款项十耗其五”；江南百姓“见龙旗而怨声载道”，与首次南巡时的“夹道欢呼”判若两人。
六次南巡的总耗资，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高达白银两千余万两，若加上地方官员的私征滥派，实际花费远超此数。这笔巨额开支，直接导致乾隆后期财政危机，“乾隆盛世”已经不复存在。军机大臣阿桂曾劝谏：“南巡劳民伤财，恐非盛世所宜，愿皇上以民生为念，暂停巡幸。”乾隆帝虽未斥责，却在谕旨中辩解：“朕南巡为安民生，非为一己之乐，阿桂所奏过矣。”（《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七）
乾隆南巡还造成了官场风气的败坏。为迎合帝王，地方官竞相奢靡，“以办差为能事，以献媚为捷径”，政务逐渐废弛。两江总督高晋在奏折中承认：“近年官员皆以南巡为头等大事，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