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太平天国歌谣集》），将抽象的信仰转化为底层民众能理解的语言。
在冯云山的努力下，紫荆山逐渐形成以烧炭工杨秀清、贫农萧朝贵为核心的信徒群体。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拜上帝会成员已达数千人。当洪秀全重返紫荆山时，看到“信徒云集，皆呼其为‘洪先生’”，才真正意识到冯云山已为他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洪秀全在花县期间，完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核心着作，系统阐述拜上帝教的教义：
-上帝唯一论：宣称“皇上帝是唯一真神，耶稣是其长子，洪秀全是次子”，否定佛、道、儒及民间诸神，“凡不信上帝者，皆为妖魔”。
-平等思想：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抨击“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的现实，主张建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的大同社会。
-诛妖使命：将清朝统治者称为“阎罗妖”，官吏、地主为“妖徒鬼卒”，号召信徒“奉天诛妖，廓清中原”。
这些教义精准的反应底层民众的诉求，因此得到广泛响应。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冯云山率信徒捣毁紫荆山附近的“甘王庙”（当地供奉的邪神），引发与地方团练的冲突。冯云山被官府逮捕，关押于桂平监狱。
危机时刻，杨秀清（约1823—1856）挺身而出。这位“自幼失怙，以烧炭为业”的信徒，突然“跌坐于地，口吐白沫，作上帝附体状”，宣称“天父下凡，教导众生”（《太平天国野史》）。他以“天父”名义稳定人心，筹措银两营救冯云山，成功化解危机。不久后，萧朝贵（约1820—1852）效仿杨秀清，自称“天兄耶稣下凡”。
“天父天兄下凡”虽是应急之举，却意外强化了教会的神权结构：洪秀全为“上帝次子”，杨秀清代“天父”发言，萧朝贵代“天兄”发言，冯云山、韦昌辉（地主出身，捐钱助教）、石达开（客家富豪，文武双全）则为核心骨干。这种“神权+人事”的架构，既满足了信徒对“神迹”的崇拜，又整合了不同背景的力量，为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冯云山出狱后，拜上帝会与官府、团练的矛盾日益激化。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广西大旱，“颗粒无收，饿殍遍野”，而官府“催租逼税，变本加厉”。洪秀全在紫荆山发布“团营”令，号召各地信徒“变卖田产，携家带口，齐聚金田”，准备起义。
各地信徒响应热烈：紫荆山的烧炭工“将多年积蓄悉数交出”，桂平的农民“扛着锄头扁担前来”，甚至有天地会成员（如罗大纲）率部投奔。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底，金田村已聚集万余信徒，“编为男营、女营，日夜操练”，形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武装力量。
清廷察觉后，派广西巡抚郑祖琛派兵镇压，却被“团营”武装击败。咸丰元年正月十一日（1851年2月11日），恰逢洪秀全38岁生日，他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起义爆发后，太平军“蓄发易服”（恢复汉家衣冠，不留辫子），以“奉天诛妖”为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