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标志着晚清军事体系的根本变革——由“中央军（绿营、八旗）为主”转向“地方军为主”，由“世兵制”转向“募兵制”。
在此之前，清廷的军事力量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地方不得私设军队。但湘军“兵为将有”的体制，使军队成为将领的私人势力——士兵只知有将领，不知有朝廷；将领只知有曾国藩，不知有皇帝。这种格局，在镇压太平天国后进一步强化，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皆循此例，最终导致晚清“军阀割据”的局面。
从政治层面看，湘军将领多出身士绅，立功后纷纷进入官场：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胡林翼任湖北巡抚，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刘长佑任广西巡抚……形成了“湘军集团”，取代了传统的“满蒙权贵”与“科举官僚”，成为晚清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不仅掌握军权，还推动洋务运动（如曾国藩办安庆内军械所），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民间对湘军的评价则褒贬不一。支持湘军者称其“荡平发匪，复我孔教”，如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赞：“湘军之兴，挽清室于既倒，存华夏之文脉。”批评者则斥其“屠城掠地，残暴不仁”，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写道：“湘军攻安庆，三日不封刀，男女老幼死者十余万，实为酷虐。”而曾国藩“屡败屡战”的坚韧、“修身齐家”的自律，更成为后世士人的精神偶像，毛泽东曾评价：“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太平天国由盛转衰，而湘军则在与太平军的拉锯中不断壮大。至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时，湘军已发展为拥兵十余万的庞大武装，成为清廷无可替代的“国之干城”。曾国藩练湘军的这一步，本是为挽救清王朝，但地方势力的崛起，最终将在半个世纪后，彻底终结帝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