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学校通常对这种家侍随行的事多是睁只眼闭只眼的，算是默许，并不太理会这种情况。只是授课之中的譬如劳作之类课程却是要求学生务必亲力亲为，不得侍从助力，日常授课时亦不让侍从们入校驻留。
学校设在城外，原是学道衙门的一处产业，日常里闲置，只做每三年一次乡试迎接考生考试以及本城秀才聚众和外来读书人暂住的别院之用。当年新政府上台十几年，虽称帝制，但渐渐取消了乡试、省试和殿试这些遗制，反而倡导新学，由政府出资兴学，而旧式学究自此慢慢多是找不到出路，谋生无能，出门与众争利又自觉斯文扫地，致日渐积了诸多的怨气。只当初的新政府并没有维持太久就垮了台，后来的政府虽然延续了这个制度，只是各方割据，财政不丰，并没有多少钱拿来办学，而他们也并不太在意。又加上几千年来的习惯一朝更改，许多人家接受不了，就导致了新学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家学反倒有了大昌之势。另外一方面，新学所需的办学资质、教授人员、教材、资金等的不足又限制了新学的推广，衙门不肯出钱来创办新学，教习尤缺，除了有限的几个大城因由以开明著称之人主导自筹了一些银钱创办了些新学外，其它地方都不太通畅，导致新学在世上推广不开，更多的就只是为了自家省府的脸面，应景办了些，只为迎合以新派著称的上官前来视察而设置的景观。更有甚者是一些以新学为名头，实际开办的是私塾之课，净请一些老夫子授课诓骗了一些开明人家。再者说接受新学之人在后来的数十年生活中又鲜有发生命运改移出现的，诸如说做官，做大官之类的能有成就被世人尊崇者不多，而现时有成就者老派之人更众。再加上一些新学学生弃文从商，整日蝇营狗苟，钻营取巧，经世之学让这些学生从事的行当又让这些老派人瞧不起。更有些新式学生整日界里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愈发冲击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对新学的认知。于是就有一部分老派乡绅排斥新学，认为它是不务正业、误人子弟的东西，不教为人处事的道理，整日里算计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培育了一批判经离道之徒，实在有辱门楣。而这些人又多是根植地方多代，对周边之人影响甚众，尤其在秦荣正之后，好似给私塾正了名一般，竟是私塾之风一时大盛。尤其是内陆省份比如河州这样，新学本就起步晚、规模小，受到的冲击尤大，新学急剧收缩。滨海的省份尤其像梧州这样更南方滨海的由于一直以来和外面的联系较多、开化较早、接受程度较高等多面原因，虽受冲击，但影响相对的没有那么大，只是办学规模也小了不少。相应的，能推办加入新学又坚定自己的立场的，都是些相对开明，而又广结朋友，信息来路广阔又相对敏感的那一部分中年人，素日里对时局变换也是颇为关怀。
亨家也不例外。起先德安府新学的第一个倡导者就是亨家四老太爷，他在本省出任过一任军事武官，历任少尉，累官渐至中校，经由省城至京城，对新式事物有了最初的观感。只是他仕途不算顺，行伍之中，倾轧得甚是厉害，加之和主官理念又不合，最后到偏远蒙西驻地又是诸多的不适应，终是辞官归家。归家后凭着一腔热血联系了些本城的一些开明人士，在城内租了个小院落来试验新学，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