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要地。
汉中自古以来便是连接关中与蜀地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史记》中便有“汉中，益州咽喉，蜀门锁钥”的记载，控制汉中，既能抵御北方势力南下，又能威慑蜀地，这也使得张鲁对汉中的占据具有了特殊的政治与军事意义。
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一同率军攻打汉中太守苏固。
刘焉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将汉中纳入益州版图；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看中了张鲁在五斗米道中的影响力，希望借助其教众的力量攻克汉中。
张鲁利用五斗米道的影响力，在军中与地方民众中获得广泛支持。
他向士兵与民众宣扬教义，承诺战后将建立一个“太平盛世”，使得军队士气大振，民众也纷纷提供粮草与情报支持。
战事初期，苏固据城坚守，张鲁与张修久攻不下。
后来，张鲁利用苏固部下的矛盾，策反了其将领张修（与别部司马张修并非同一人），里应外合，最终攻克汉中城，杀死苏固。
战事结束后，张鲁敏锐地意识到张修是自己割据汉中的潜在威胁，遂以“张修谋反”为名，趁机除掉了张修，吞并其部众，独自占据汉中。
这一举措展现了张鲁的果断与狠辣，也为他后来在汉中的独立统治扫清了障碍。
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继位，因张鲁不听调遣，双方关系破裂。
刘璋性情懦弱，缺乏政治远见，他认为张鲁在汉中的势力过大，威胁到了自己在益州的统治，于是采取了强硬手段。
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刘璋“杀鲁母及弟”，这彻底激怒了张鲁，张鲁遂与刘璋彻底决裂，正式在汉中建立割据政权。
他以五斗米道的教义为基础，结合地方实际，构建起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
在这个政权中，张鲁身兼宗教领袖与政治首脑双重角色。
他自称“师君”，作为整个政权与教团的最高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威。
信众初入教者称为“鬼卒”，这一称呼源于五斗米道对“鬼神”的崇拜，寓意着信众在鬼神的监督下修行；受道较深者称为“祭酒”，祭酒原本是古代祭祀时负责酒食的官员，张鲁借用这一名称，赋予其宗教与行政双重职责，他们不仅负责传教布道，还管理地方事务；祭酒中德高望重者称为“治头大祭酒”，协助张鲁处理全局事务。
整个政权的管理体系与宗教组织高度融合，形成了“以教统政”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张鲁在汉中的治理，充分体现了五斗米道的教义精神，其核心在于“宽惠利民”。
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在乱世中展现出难得的人文关怀，使得汉中成为当时少有的安定之地。
在司法方面，张鲁主张“先教后罚”，这与五斗米道“忏悔赎罪”的教义密切相关。
民众若有过错，并非直接施以刑罚，而是先由祭酒进行劝诫，让犯错者在“静室”中忏悔思过。
静室是五斗米道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环境清幽，犯错者在此反思自己的行为，祈求神灵的宽恕。
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即如果三次犯错仍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