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信仰的载体，而“自愈与否”则强化了信众对宗教权威的服从。
张宝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仪式，将其与“行善去恶”的道德说教相结合，使太平道不仅是治病的方术，更成为规范信众行为的伦理体系。
在组织建设方面，张宝展现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
太平道将全国信众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这种军事化的组织架构在古代农民起义中极为罕见。
据后世学者考证，张宝很可能亲自负责冀州、并州、幽州等北方诸方的整合工作，这些地区既是太平道的发源地，也是起义爆发后的核心战场。
他通过“方”与“渠帅”的层级设置，将分散的农民个体凝聚成组织严密的群体，为起义储备了庞大的人力资源。
更重要的是，张宝建立了一套秘密联络机制——通过“黄巾”为标识、“甲子”为暗号，确保数十万信众能够在同一时间响应起义号召，这在信息传递不便的古代，堪称组织管理的奇迹。
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太平道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
在底层民众中，“襁负归之者，日数万人”；在官僚体系中，甚至有“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在军队中，“五校、三河骑士皆有其徒”。
张宝在这一过程中，既是宗教教义的践行者，也是组织网络的编织者，他的努力使得太平道从一个地方性的宗教团体，发展成为足以撼动王朝统治的政治力量。
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正式发动起义。
数十万头戴黄巾的起义军在瞬间席卷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东汉王朝的统治陷入空前危机。
作为“地公将军”，张宝在军事行动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既是兄长战略意图的执行者，也是前线战场的直接指挥官。
起义初期的军事部署，充分体现了张宝的战略眼光。
根据张角的总体规划，黄巾军采取“中央突破、四面开花”的战术：张角亲率主力坐镇冀州，直逼洛阳北面；张宝与张梁协助镇守巨鹿大本营，巩固后方；颍川的波才、南阳的张曼成、汝南的彭脱等部则分别从东南、西南方向进逼洛阳，形成合围之势。
张宝在这一布局中，不仅要协调北方诸军的行动，还要确保南北战场的呼应。
他通过信使传递情报、调配物资，使分散的起义军形成初步的战略协同——例如，在他的协调下，冀州黄巾军主动出击，牵制了东汉最精锐的北军五校，为颍川、南阳战场的义军争取了时间。
然而，黄巾军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太久。
东汉朝廷迅速任命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分别率军镇压颍川、南阳与冀州的义军，各地士族豪强也纷纷组织“义兵”配合官军，形成了对黄巾军的围剿之势。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张宝逐渐从战略协同者转变为防线守护者，他的军事才能在逆境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颍川战场，波才部因轻敌被皇甫嵩用火攻击溃，数万义军战死；在南阳战场，张曼成战死，赵弘、韩忠、孙夏相继接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