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渊的崛起，并非白手起家，而是依托于祖父公孙度、父亲公孙康两代人在辽东打下的坚实基础。
东汉末年，中原动荡，朝廷对边疆的控制力大幅减弱，公孙度趁势而起，于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被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
到任后，公孙度展现出强硬的治政手段，先是以严刑峻法清除辽东本地的豪强势力，巩固自身权力，随后又主动向外扩张，东伐高句丽，西击乌桓，南取辽东半岛，甚至跨海收服胶东半岛东部的东莱诸县，将辽东郡的势力范围大幅拓展，成为事实上割据辽东的“土皇帝”。
为彰显自身地位，公孙度效仿帝王制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并追封先祖，设立百官，辽东政权的雏形自此形成。
公孙度死后，其子公孙康继位，继续延续父亲的政策，一方面对内稳定统治，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对外保持军事威慑，多次击败高句丽的入侵，进一步巩固了公孙氏在辽东的权威。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大破乌桓与袁绍残余势力，公孙康审时度势，主动将前来投奔的袁绍之子袁尚、袁熙斩首，将首级送往曹操营中，以此向曹魏示好，换取了曹魏对其割据地位的默认。
此后，公孙氏与曹魏保持着表面上的臣服关系，曹魏承认公孙康为“辽东太守、襄平侯”，公孙氏则名义上向曹魏纳贡，实则仍保持着完全的自主权力，辽东成为曹魏势力范围外的“自治之地”。
公孙康去世时，其子公孙晃、公孙渊尚且年幼，无法执掌大权，众臣遂推举公孙康之弟公孙恭继位。
公孙恭性格懦弱，且身体有疾，难以威慑部下，辽东政权内部逐渐出现权力松动的迹象。
此时，公孙渊已长大成人，他胸怀大志，不甘屈居于叔父之下，暗中积蓄力量，结交心腹。
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公孙渊趁公孙恭病重之机，发动政变，废黜公孙恭，自立为辽东太守，正式接过了公孙氏割据辽东的接力棒。
继位之初，公孙渊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
对内，他需要巩固权力，清除公孙恭留下的旧部势力，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威；对外，他既要应对曹魏的态度——曹魏是否承认他的继位合法性，又要防备高句丽、乌桓等周边部族的威胁。
为稳住局面，公孙渊延续了父辈“表面臣服曹魏”的策略，主动派遣使者前往洛阳，向魏明帝曹叡献上贡品，表达臣服之意。
魏明帝虽对公孙渊的“自立”之举心存不满，但考虑到辽东地处偏远，强行征讨成本过高，最终还是顺水推舟，任命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承认了他的统治地位。
至此，公孙渊初步稳固了在辽东的权力，开始筹划更进一步的“霸业”。
在稳固了内部统治后，公孙渊并不满足于仅仅做曹魏册封的“辽东太守”。
他深知，辽东地处曹魏与东吴两大势力的边缘，向北是鲜卑、乌桓等游牧部族，向东是高句丽，地理位置特殊，若能巧妙利用各大势力之间的矛盾，或许能为自己争取到更高的地位，甚至摆脱曹魏的控制，成为真正独立的“辽东王”。
此时的三国局势已相对稳定，曹魏占据中原，国力最强，东吴占据江南，与曹魏长期对峙，蜀汉则偏居西南，国力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