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跨海赴魏埋下了伏笔。
在男性主导的部落联盟时代，一位女性能够打破传统，成为三十余国联盟的共主，核心在于卑弥呼构建了以“宗教权威”为基础的统治模式。
《三国志·倭人传》中“事鬼道，能惑众”六字，是理解她权力来源的关键。
这里的“鬼道”，并非中原道教成熟后的“鬼神之道”，更可能是当时日本列岛原始宗教的“萨满教式信仰”——通过祭祀、占卜、巫术等仪式，沟通人神、祈福避灾，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自然现象充满敬畏的部落社会中，掌握这种“通神”能力的人，自然拥有超越世俗的权威。
卑弥呼的“鬼道”权威，不仅体现在精神层面的“惑众”，更转化为实际的统治权力。
为了强化这种神秘感，她采取了极为封闭的生活方式：“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
日常不轻易与民众见面，而是通过“男弟”（《倭人传》记载其“有男弟佐治国”，关于这位“男弟”的身份，有学者认为是政治助手，也有推测为宗教仪式的协助者）处理日常政务，自己则专注于祭祀、占卜等宗教活动，以“神的代言人”身份维系联盟的凝聚力。
这种“政教分离”却又“以教驭政”的模式，在早期国家形成阶段颇为常见——通过宗教权威弱化部落间的地域隔阂，用“神意”解释联盟的合法性，从而避免因世俗权力分配引发的冲突。
从考古发现来看，卑弥呼统治时期的邪马台国，已展现出一定的社会治理能力。
北九州地区出土的弥生时代晚期墓葬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王级墓葬”，随葬品中不仅有大量来自中原的铜镜（如“三角缘神兽镜”，据考证部分为曹魏官方铸造后赠予邪马台国）、铜铁武器，还有用于祭祀的玉器、漆器，这与《倭人传》中“倭王遣使献生口（奴隶）、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犭付、短弓矢”的记载相互印证，说明邪马台国不仅能进行农业生产，还掌握了纺织、冶炼等手工业技术，具备向曹魏政权“朝贡”的物质基础。
此外，墓葬中不同等级的随葬品差异，也反映出卑弥呼统治下的社会已形成明确的阶级结构，这为她调动资源、组织外交活动提供了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卑弥呼的统治并非毫无挑战。
《倭人传》中提到，邪马台国周边存在“狗奴国”等敌对部落，“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与卑弥呼不和”，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
狗奴国作为男性掌权的部落，与邪马台国的矛盾不仅是地域利益的冲突，更可能是对“女性称王”这种统治模式的挑战。
面对外部威胁，卑弥呼并未单纯依赖军事力量，而是选择通过与曹魏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借助中原王朝的“权威”增强自身地位——这一策略，成为她统治生涯中最具远见的决策。
公元239年（曹魏景初三年），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都市牛利等人，携带“生口（奴隶）十人，斑布二匹二丈”，从北九州出发，经朝鲜半岛南部的带方郡，抵达曹魏都城洛阳。
这是史料记载中日本列岛首次向中原王朝派遣正式外交使团，标志着中日关系从早期的“物资交换”迈入“官方互动”阶段。
对于卑弥呼的使者，曹魏明帝曹叡给予了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