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郎多年后，他曾被调任佐着作郎、尚书郎等职，负责编撰国史与起草诏书，但这些职位大多是文职，没有实权。
即便如此，束晳依然恪尽职守，在编撰国史时，他坚持“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的原则，如实记载西晋初年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甚至对一些权贵的不法行为也毫不避讳，因此得罪了不少门阀贵族。
晚年的束晳，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与门阀的排挤，遂以母亲年迈为由，请求辞官归隐。
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束晳便回到了家乡阳平元城，过上了“躬耕田园，潜心着述”的生活。
他在乡间开辟了一片田地，种植谷物与蔬菜，闲暇之余便闭门读书，整理自己的着作。
当地的百姓得知他是大名鼎鼎的学者，纷纷前来向他请教经义，束晳总是耐心解答，毫无学者的架子，深受乡邻的爱戴。
西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束晳在家乡病逝，享年四十余岁。
他去世后，乡人感念他的恩德，为他立碑纪念，碑文中称他“博学笃行，安贫乐道，为一代之儒宗，百世之楷模”。
束晳一生着述颇丰，除了前文提到的《五经通论》《玄居释》《劝农赋》等作品外，还有《三都赋序》《释讳》《发蒙记》等数十篇着作，可惜的是，由于战乱等原因，他的很多着作都已失传，仅存的作品被收录在《晋书·束晳传》与《文选》等典籍中，成为后世研究西晋学术与文学的重要资料。
束晳的一生，没有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没有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却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质朴的文学风格与高洁的品格，在西晋那个门阀林立、玄风盛行的时代里，书写了属于寒门士人的精彩篇章。
他对汲冢竹书的整理，为中国古代文献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儒学研究，推动了西晋儒学的复兴；
他的文学创作，为西晋文学注入了质朴的生命力。
正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所说：“束广微（束晳字广微）以寒素之身，沉潜典籍，着述等身，其功不亚于郑康成（郑玄）、王仲任（王充），实为西晋学术之瑰宝。”
在今天，当我们回望西晋的学术与文学星空时，不应只看到陆机、潘岳等门阀士人的光芒，更应铭记束晳这样的寒门学者——他们在时代的夹缝中坚守本心，以笔墨为犁，以典籍为田，在学术的土壤里辛勤耕耘，最终开出了绚烂的花朵，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