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曾多次向南方的东晋朝廷求援，但东晋政权刚刚建立，内部矛盾重重，根本无力北上，刘琨的求援信，最终都石沉大海。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内部的背叛。
建兴四年（316年），刘琨的部将徐润因私怨诬陷奋威将军令狐盛谋反，刘琨在未加详查的情况下处死了令狐盛，令狐盛之子令狐泥悲愤之下投奔匈奴，将晋阳的虚实全部告知匈奴主帅刘曜。
刘曜随即率军猛攻晋阳，晋阳守军猝不及防，城池最终陷落，刘琨的父母也在战乱中遇害。
痛失双亲与城池的刘琨，被迫率领残部投奔鲜卑段部首领段匹磾，试图借助鲜卑的力量继续抗胡。
在段匹磾麾下，刘琨仍未放弃复国的希望，他积极联络北方的汉人势力，策划讨伐匈奴与羯族。
但段匹磾虽与刘琨结为兄弟，却始终对这位“晋室忠臣”心存猜忌——他担心刘琨的威望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更害怕刘琨会借助汉人势力脱离自己的控制。
建武元年（317年），段匹磾在部下的挑拨下，以“谋叛”的罪名逮捕了刘琨。
此时的刘琨，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狱中写下了《重赠卢谌》一诗，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绝唱，也是西晋文学史上最悲壮的诗篇。
诗中“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道尽了他壮志未酬的遗憾，“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抒发了他对时光流逝、命运无常的感慨，而“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一句，则将英雄末路的悲怆与无奈推向了极致——曾经那个闻鸡起舞、横刀立马的勇士，如今却沦为阶下囚，一身傲骨在现实的碾压下，竟变得如此柔软。
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发自肺腑的真情，每一个字都浸透着血与泪，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英雄悲歌”的典范。
太兴元年（318年），刘琨被段匹磾缢杀于狱中，时年四十八岁。
他的死，标志着西晋在北方最后的抗胡力量彻底覆灭，也为那个乱世增添了一抹悲壮的色彩。
当他的死讯传到南方时，东晋朝廷虽追赠他为侍中、太尉，但也只是对这位“孤臣”的迟来认可——他用一生守护的晋室，最终还是放弃了北方的土地，偏安于江南一隅。
刘琨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有匡扶社稷的壮志，却生逢乱世；他有坚守到底的勇气，却孤立无援；他有文武双全的才华，却最终壮志未酬。
但正是这份悲剧性，让他的形象超越了时代，成为中国文化中“英雄”的重要符号。
从历史维度来看，刘琨是西晋末年“北方抗胡”的代表人物。
在士族纷纷南迁、朝廷放弃北方的背景下，他选择逆流而上，以一人之力坚守并州十年，为北方百姓提供了最后的庇护所。
他的抗争，虽然没能改变西晋灭亡的命运，却延缓了胡族南下的步伐，更在北方汉人心中种下了“坚守故土”的种子。
后世的史学家评价他“以孤立之身，介居群胡之间，志存本朝，崎岖艰阻，百折不回”，这份“百折不回”的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在国难当头时的精神坐标。
从文学维度来看，刘琨的诗歌是西晋文学的“转型之作”。
西晋初年的文学，以“太康体”为代表，追求辞藻的华丽与形式的工整，内容多为宴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