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画家，可我爸说画画没出息。”
每一声心语落下，钟片便轻轻震颤一次。渐渐地，震动不再零散，而是连成一片，形成低沉的嗡鸣，如同大地深处传来的心跳。
当天夜里，整座小城的人都听到了钟声。
不是来自学校，也不是来自任何建筑，而是从每个人的床头、窗台、甚至梦中升起。有人醒来发现枕头湿了，却记不起何时流泪；有人半夜坐起，对着空气喃喃道：“妈，我想你了。”；还有位老警察，三十年来从未请假，那晚却突然拨通了远房侄女的电话：“对不起，当年我没去参加你爸的葬礼。”
第二天，校长主动来到苏萝暂住的民房，深深鞠躬：“我……我也想说一句话。”
“说吧。”苏萝平静地看着他。
“我一直害怕改革。我怕学生变得不服管教，怕课堂失控，怕自己被淘汰。但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教育，不是让人闭嘴，而是教他们如何开口。”
苏萝点点头：“那你现在想说什么？”
校长闭上眼，声音微颤：“对不起，过去十年，我罚站了太多不该罚的孩子。”
话音落下，屋外忽有清风拂过，檐角一只废弃多年的风铃竟自行响起，叮叮作声，宛如回应。
苏萝笑了。
她知道，种子不怕黑，只怕无人浇水。而现在，雨已经来了。
离开小城前，她在校园角落种下一颗桃核。孩子们围着她，问：“苏萝奶奶，它什么时候开花？”
“当你们敢说真话的时候。”她摸摸小女孩的头，“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但它一定会开。”
马车再度启程。
沿途，她看到越来越多的静听塔拔地而起，有的简陋如木架，有的庄严似庙宇。人们不再羞于表达，街头巷尾常能听见这样的对话：
“你今天看起来很难过，要聊聊吗？”
“其实我一直在嫉妒你，对不起。”
“谢谢你昨天听我说话，我今晚能睡着了。”
甚至连旧体制的残余机构也开始悄然变化。几座再教育营转型为“共愈中心”，昔日的审查员成了倾听志愿者；心理评估不再以“情绪稳定”为标准，而是考察“自我表达能力”与“共感能力”。
然而，阴影并未彻底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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