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在华夏的传统观念中，是许多人的命根子。
故而，朱允熥对任何涉及土地的改革，都十分慎重。
它们与商税改革不一样。
因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经商在那些地主眼中，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虽然大家都在做，却是命令家仆，或者经由别人的手去经营。
赚了钱还得骂上几句，以体现自己的清高。
但土地不一样。
土地是根本。
对土地的经营不用藏着掖着。
耕读传家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故而，在朱允熥看来，朝廷限制地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却没有想到，杨士奇等人表现得竟如此轻松，让他极为不解。
“天下地，天下人耕种！”杨士奇道：“朝廷公卿还是要点脸的，我不相信他们有谁敢收取超过三成的田租。”
“太孙殿下的规定，还真影响不到他们。”
“相反，他们也恨不得将那些收重租，盘剥佃户的恶人都揪出来。”
杨士奇和他细细解释其中的原因。
地方乡绅的名声是十分重要的。
儒家读书人，不管背地里怎么男盗女娼，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面子上一定要好看。
要让十里八乡的百姓，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善人”。
收地租这件事，便是如此。
朝廷高官家里都有田地，少则几千亩，多则数万亩。
如果是勋贵功臣之家，田地就更多了。
这可不是北方的黄土地，而是南方肥沃的水田。
他们的田地出租出去，收取的地租，一般要比小地主家都要稍微低一些。
这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