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晋书》虽然没有写成，但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却在他费时三年之后终于完成。元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裴松之携带着《三国志注》及前一天写就的《上三国志注表》，晋见太极殿。
刘义隆在延请年近六旬的老臣入座后，就先看他的《上三国志注表》。
表疏上说，陈寿的《三国志》是不可多得的嘉史，但是不足在于疏略，记事时有脱漏。臣奉旨作注，上搜旧闻，旁采遗事：凡是陈寿所不载，事件却应该存录的，就无不尽取以补其缺；若同说一事却前后矛盾，如今又不能判断的，就一并抄录以备异闻；至于纰缪显然，言不合理的，就随后加以矫正；记事当否及陈寿之小失，臣都按愚意加以论辩。
刘义隆看罢上表，就随手拿起一卷。陈寿的《三国志》，刘义隆是熟记于心的，他要看看裴松之是如何随后加以矫正并加以论辩的。他翻看到《吴书》中记孙权之子孙奋被后主孙皓诛杀一节。
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民间传言孙奋将做天子，孙皓因此疑忌他，将他禁锢在吴城，孙奋的儿女年至三十四十尚不得嫁娶。裴松之随即矫正道：
“臣松之按：建衡二年至孙奋之死、孙皓即位，时间相隔不久。若孙奋未被疑之前，儿女年约二十，至孙奋死时，不得年三十、四十；若先已长大，自身失时未能婚娶，则不由皓之禁锢。此虽想增孙皓之恶，然不合情理。”
刘义隆又拿起《蜀书》注。陈寿在《后主传》的“评”中，称赞诸葛亮在后主即位至驾崩十二年间未改“建兴”年号，又称赞诸葛亮屡屡征战却不随便下赦令，而诸葛亮死后这种制度就渐渐改变了。
裴松之先引《华阳国志》的记载：有人责怪诸葛亮吝惜赦令，诸葛亮回答说：治世凭大德，不凭小惠，因此前汉匡衡、后汉吴汉不愿下赦，先帝也说在和陈元方、郑康成交往时，常见启告，尽知治乱之道，但始终不谈赦免一事；而刘表、刘璋父子，年年下赦令，然而对于治理又有何益！裴松之论辩道：
“‘赦不妄下’，的确可以称道。至于建兴年号十二年沿用，所言未当。案，后汉光武帝建武年号沿用三十二年，献帝建安年号沿用二十五年，都是久而未改，未闻前史以此为美谈，十二年未改又何足称道！莫非别有他意，今人不能得知？亮死后，延熙年号沿用二十余年，陈寿说此制渐改，事实并非如此。”
刘义隆看得兴趣盎然，甚至不觉得有垂手而立的侍臣们。
他翻看着，他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