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知道：他“在场”，他“承担”，他“燃起”。
而这，或许才是人与神的最深区别——
神知一切，却未必拯救；人知无知，却仍愿拯救。
首先设定前提：如果宿命论成立，它依赖于一个封闭型时间结构（ClosedTime-likeCurve,CTC），或至少依赖于高维时间因果链的自洽性。
即：
所有事件皆由先因推动；
因与果构成闭环；
“未来”已存在于一个四维（或更高维）结构中，人只是在“读取”它。
在这种模型下，陈清明建塔之日、其意志之抉择、他后来的牺牲，皆已书写在“宇宙的时间书”中。
但若我们引入量子不确定性或时间非线性结构（如时间分岔树模型，参考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则可以提出：
宿命是“一种概率最高的路径”，非绝对之线；
自我意志可“微扰路径”，造成历史的“蝶形偏移”；
一次关键性的抉择（如陈清明拒绝加入某个预定阵营），会触发时空路径的转向，产生新现实“分支”。
因此：
宿命非不可破，只是需要极端的“干涉力”才能撕裂原有的时空惯性。
那么，陈清明是不是这样一种“干涉性存在”？
认知神经科学告诉我们：
所谓“选择”其实是神经反应的结果；
决定行为的神经活动早在“自我意识到选择”之前就已发生；
于是“我选择”的经验，也许只是对已经发生选择的解释叙事。
这意味着：自我，是一个解释器，不是一个发动机。
然而，这里我们进入了悖论：
如果自由意志是幻觉，为何幻觉会如此清晰？
为什么我们可以“忍痛而义行”？为什么我们可以“违反自利而牺牲”？
在这里，我们要引入“意识作为调控机制”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