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春风化雨，需要长期维护的报纸而言，揭帖才是拿来就能用，方便又好上手的舆论工具。
同时也是大明朝极其成熟的政争手段。
早在嘉靖七年八月的时候，兵科给事中史立模就上奏弹劾这一现象。
说官员政事有了分歧之后，某些小人不是雇说书人“昌言于广坐”，就是小作文“揭帖于幽阴”。
反而正人君子束手无策，“刚正者特立，而见忌诡秘者杂出而难防。”
史立模希望世宗皇帝能够惩处这种行为。
世宗一听，说的有道理啊，有意见朝堂上说才对，怎么跑到民间写小作文。
不让裁判干活，是想找新的裁判？
于是世宗大手一挥，同意了这位言官的上奏，并且下令基层衙门“投匿名文书者，密访擒治”。
可惜，世宗觉得有点道理，大臣们却不这么觉得，基层衙门处置的方法，立刻就走了样。
张布揭帖的主使若查到是同僚，那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时又对上访喊冤的百姓重拳出击，指诉状为揭帖，大肆搜捕坐罪。
于是“立模所奏多致纷扰”。
一见形势有些逆风，世宗当即反了水。
之前的政策“一切报罢”，史立模也因此“难居言路，其调外用”。
一番整改做了无用功，私下散布揭帖，仍然是违法的行为，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动衙门的人追究抓捕查办。
一直到隆庆二年，都给事中郑大经和御史钟沂，都还在为此事上疏穆宗——“匿名文揭率奸人报复之私，尚宜申敕内外执法诸臣严行访逮。”
可见大明朝一直都在姑息此事。
以至于如今各缉拿衙门的差役，见了城中有揭帖张布，都极为钝感，并不如何放在心上。
直到巡城御史黄家栋亲眼看到这份揭帖，慌张登门顺天府衙门与五城兵马司之后，整个北京城才开始后知后觉地动起来。
如此自然是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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