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儒生的共识。
辩经是不讲对错的，只看学问的高低。
学问的高低，也不是用以说服对方，而是为求得世人的信服。
世人的信服，其目的同样也并不在于扩展老朱家皇帝的个人爱好，或者说伸张皇权。
而是为了将宋明道学，水到渠成地引入哲学的实论当中——当然是水到渠成，否则朱翊钧也做不到用道学范畴以内的话语体系，来描绘道学的前路。
所以，赢不赢心学、理学的这些宗师们，并不要紧。
重要的只在于朱翊钧在看客面前，所彰显的学问水平，以及，事后的发酵程度。
正因如此，作为当世营销第一的王世贞，精准地把握住了皇帝的需求。
以“经部”为今日文会的核心，只做邀请制；诗、赋、文、说四部主打走量，来者不拒。
同时又特意命人将各部的高妙言论、诗文，抄录而出，四面通传。
一方面供人讨论，提高传唱度，另一方面又吸引有兴趣的士人前去瞻仰旁听，渲染热度。
以至于如今的经学会馆外，此时已然被凑热闹的士人围了个水泄不通。
要不是见锦衣卫凶神恶煞守在各处，这些望眼欲穿的士人，此时已然将头已经伸进窗户里了。
“额……圣上这番话反倒比薛公的更晦涩，我听得似懂非懂，有无学问大的君子解释一二？”
“能全然洞察这番话的老夫子，恐怕都在里面了，在这里发问，岂不是问道于盲？”
“倒也不能这么说，某倒是能意会，但要让某解释透彻，恐怕力有未逮了。”
“莫要藏拙，莫要藏拙，速速说来。”
辩经与著书立说不同，为保证辩的水准，观点向来都是高度凝练。
决然不会这边解释一句天理的范畴，那边梳理一番实践的内涵。
这便在事实上形成了门槛。
若非皇帝特意做了综述，从吟诗作对一场过来的士人，恐怕连道学的源流与脉络，都弄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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