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税，总额不过三百四十万两，加上矿税和海税，高峰也不足五百万两而已。
比较南宋数以千万贯的商税收入，明朝的同类岁入实在是有些难以启齿。
假设宋代一贯钱大约相当于明代的一两银子，宋代仅仅“盐、茶、酒”三项收入便高达四千七百余万贯，那就约等于在明代仅仅这三项收入就达到4700多万两白银。
仅商税一项，便可年入近五千万两白银！
这笔钱放到明朝，将会是什么概念？
不管是内忧还是外患，东虏还是流寇。
一年五千万两白银砸过去，全都解决了。
明朝的商税收入为什么会如此之低？
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
李待问见到踌躇满志的小太子还在做着岁入千万的大梦，不免提醒道：“启禀太子殿下，我朝早已征收商税！”
这位户部尚书并未要与太子作对，而是想让小太子明白，商税之事由来已久，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皇帝在位的时候也想从此下手，只是阻力太大，实在是难以触动根本。
偷税漏税行为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由于地方官员也能从中得到了不菲的利润，便对地税置若罔闻，在官商勾结的情况下，朝廷是很难扭转当下的不利局面的。
帝国各地，商税其实已经成为走过场的形式而已，商人想交多少，就交多少，只要喂饱当地官员，哪怕宣称自己不是商人也可以高枕无忧，完全不用担心会被秋后算账。
这货像是不想给自己找活干，幺鸡便笑呵呵地问：“既然如此，那不妨由李爱卿为本宫介绍一下，去年浙江茶课（茶税）收获几何呀？”
不用太多，要是能超过一万两银子，老子就改姓茶好了，你们这些茶商在帝国危难之际，也算是忠心可鉴了。
李待问急忙拿出随身携带的账本，快速一顿乱翻，终于找到了相应数额，朗声禀报：“启禀太子殿下，去岁浙江茶课为九百二十一两白银！”
说完之后，李大人心里也在打鼓，若是让太子识破这里面的漏洞，恐怕又要雷霆震怒了。
这绝非他刻意作假，扰乱圣聪，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即便是户部，也拿下面没办法。
李待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