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征徭役，重视对边镇武将的约束，重视吏治整饬，重视对世家权力的平衡，做到了这些，国家就太平了。
“但这些，都是历代王朝统治的模式。哪个王朝初期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但到后来呢，至多不过两三百年统治——夏商那不算，国小民少，就像大唐的一个道，最多两个道，统治个四五百年有何骄傲的？周朝不必提，东周就是春秋战国，早就不复王朝了。现在一些儒生推崇‘上三代之治’，真是可笑。这个不扯远了，若按照这个统治模式，大唐不过两三百年，或三四百年，单是土地兼并，就会走入民变蜂起的局面。而李氏不是被民变掀翻，就是被另外的世家代替，于是进入新的王朝，然后又是同样的轮回。
“真正的改变是在高宗时代。如果没有高宗，大唐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轮回。从高宗起，大唐的国风变了，确切的说，是国家的根本思想变了。高宗说：大唐要做帝国，不要做王朝，王朝是狭隘的，是一家的朝，帝国是广阔的，是君主和所有臣民的国，君主有君主的责任，臣有臣的责任，民有民的责任，各尽责任，而帝国各保障其利益，帝国才会成为众人共同使力的大船，永远航行不倾覆。
“高宗说：大唐帝国必须强大，不仅国家强，君主强，还要大臣强，国民强。只有民强，才能迫使上面的大臣强。民和臣都强了，最上面的君主不强都不行。高宗说，不要寄望于君主的自我修养和贤明，不是叫一声‘圣人’就是圣人了，只有压力才能逼迫人强大，坐在这个御座上，是至高权力，也是至高责任，至艰重担。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压力，这样的弱者，不够资格做大唐的君主。高宗说：当年太宗皇帝可以选择朕的母亲做君主，而放弃他这一支的血脉，为了大唐帝国由强者来继承，朕同样可以；朕的子孙也必须可以。
“高宗不是说空话——她从来不说空话，说了都要做——为了让后代继任的皇帝们都有压力，不得不成为强者，高宗制定‘强民，育民，富民’三项国策，刻碑立于太庙，而且制定《帝宪》，将这三策放入《帝宪》中，同时给大唐的君主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和更远大的目标，她说这就是大唐帝王的宪典，后世帝王子孙中如果能超越她的功绩，可以推翻它，或重订它，但在推翻或重订前，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是违帝宪，宗正寺长老和天策上将组成的监宪会可以依宪行废立君主事。”
母亲写的这些萧琰在史书读过，但《高宗实录》里没有记得这么详细。她读史书比较晚，九岁开始读《华夏通史》，母亲说知道大概历史就行了，说年纪长了有了分辨力思考力再去读史书，才不会被史书牵着走，十一岁时进了恒安院，母亲才允许她跟着四哥学习读史，她学《帝国通史》时就喜欢高宗，再细读帝王实录，最喜欢看的就是《高宗实录》，制定《帝宪》那段记载便是她喜欢高宗的原因之一。
她记得回清宁院后，曾经对母亲说起读这段史书的感想，母亲当时的表情是怎样的呢？萧琰记得，母亲当时是微微笑了，一向平静、清漠的眼睛，如有星辉洒入，泛着柔和的光辉，“哦——”母亲当时悠长的哦了一声，悠远的声音道：
“她是这样说的：一个真正强大的帝国，必定是有忠诚又强大的子民，一个真正强大而有智慧的君主，必定是有强大而有智慧的臣民。惧怕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