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包括药材、纸张、牲畜、牛羊皮、牛角、珍贵宝石等国朝所紧缺的东西。
大宋的活力，正是建立在茶叶和瓷器这般变废为宝的产业之上。
因此，大宋应该鼓励和保护茶叶产业，朝廷的官员应该重视和关注茶叶的发展，茶兴，则大宋兴。
文章的观点虽然犀利，但更犀利的是文章的论证形势。
在儒学教育中，论证问题，要从经义出发，从先贤哲人的牙慧里寻找注解和根本。像张载，他所有的学问，一定会引申到《周易》之上，为自己的观点建立政治正确的根基。
而这篇文章，全文没提一句四书五经，没用到一点周易，也没有哪一个名人大儒或者重臣的名言警句。
甚至刻意到文中的具体案例，也特别去除了所在的政策背景。
新，纯新，毫无争议的新。
如果是科场策论，毫无疑问这将是一篇被黜落的文章，可实际上呢，人家写的东西实实在在，严严密密，无可挑剔。
吕大临身心俱震，仿佛七窍顿开，有了一种要灌顶的错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
老师的话，居然由外人实现了，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不就是最好的经世致用，以天下公事为中心么。
不行，他要马上去见老师，关学几十年，终于找到了可以实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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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城不止一处有人发出惊呼，“妙哉，妙哉！”
居然有人能用如此直白的方式，讲明白一项产业的来龙去脉，写出来一项事物与国运的关系。
李长安和钱韦明，这二人是谁，是三司的官吏，还是太学的诸生？
赵顼、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王安石等一群决策国家命运的人，再次受到了震撼。
前人研究学问，要么是研究人的品性道德，要么是研究天地与人的关系，几乎从来没有这种“实学”。
上一篇是苏轼的《关于土地的研究》，再上一篇是钱韦明的《王朝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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