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城寨，像一头沉睡在维多利亚港畔的巨兽，蜷缩在霓虹与铁皮的夹缝中，喘息着、腐烂着，却也顽强地活着。夜幕低垂，浓稠如墨的云层压得极低，仿佛整座城市都被扣进了一口锈迹斑斑的铁锅里。没有星星，没有月光，只有无数错综交错的电线如蛛网般在头顶缠绕，悬挂着一排排褪色的灯笼、破旧的广告牌，以及那些永远亮着却照不进人心的霓虹灯管。红、绿、蓝、紫，各色光芒在潮湿的空气中扭曲、晕染，像伤口渗出的血与脓，在斑驳的水泥墙上投下鬼魅般的影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气味——铁锈的腥气、馊饭的酸腐、劣质香烟的焦油味，还有从某处暗渠渗出的污水散发的恶臭。这味道黏在皮肤上，钻进衣领，渗入肺腑，仿佛连呼吸都成了负担。偶尔一阵穿堂风掠过窄巷，带来的不是清凉，而是更深的湿冷，像蛇一样贴着脊背爬行。陈志雄就站在这样一条巷子里，背靠着一堵剥落得只剩砖块的墙。他的呼吸急促而沉重，胸口剧烈起伏，仿佛要将整个肺都咳出来。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是一双本该属于拳手的手，骨节粗大，掌心布满老茧，可此刻，这双手正紧紧攥着一把染血的短刀，刀刃上还滴着暗红的血珠，一滴、一滴，落在脚下积着污水的地面，发出“嗒、嗒”的轻响，如同倒计时的钟摆。他的额角有血，顺着眉骨流下，滑过眼角，刺得眼球生疼。他没擦，也不敢擦。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前方，那具倒在地上的人影——一个穿着花哨西装的男人，胸口插着另一把刀，眼睛还睁着，瞳孔放大，映着头顶那盏忽明忽暗的霓虹灯，像在无声地控诉。“哥……哥！”一声带着哭腔的呼喊从身后传来。陈志雄猛地回头。妹妹陈志玲蜷缩在巷子尽头的角落里，双手抱头，浑身发抖。她的发丝被汗水与泪水黏在脸上，校服裙角撕裂了一道口子，露出膝盖上擦破的皮肉。她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却死死盯着哥哥手中的刀，嘴唇颤抖着，仿佛想说“你为什么杀人”，又仿佛在说“谢谢你救了我”。“别看。”陈志雄沙哑地开口，声音像被砂纸磨过。他一步步走过去，将刀插进靴筒，然后蹲下身，用自己那件沾满油污的夹克将妹妹裹紧。他的动作很轻，仿佛她是一件易碎的瓷器，稍一用力就会碎裂。“我们得走。”他低声道，语气不容置疑。身后那具尸体的主人，是忠义堂旗下“花豹队”的打手阿彪。三个小时前，他带着两个手下在城寨东区的废弃游戏厅堵住了放学回家的志玲。他们本想抓她做人质，逼陈志雄交出那笔“不该拿的钱”——其实那不过是志雄在一次押运任务中，从毒贩手里截下的三千块港币，为的是给妹妹凑手术费。可阿彪贪心不足，竟当着他的面，伸手去扯志玲的校服领口。那一瞬间，陈志雄的脑子“轰”地炸了。他记得妹妹的尖叫，记得自己抄起墙角的铁管，记得骨头碎裂的闷响，记得阿彪倒地时喷出的血雾，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红雨，洒在斑驳的墙壁、褪色的海报、还有志玲惊恐的脸上。他杀了人。不是第一次打架，不是第一次见血，但这是第一次，他亲手把一个人送进了地狱。他背着志玲，在迷宫般的城寨小径中穿行。脚下是坑洼的水泥路，积水泛着油光，倒映着上方密密麻麻的晾衣杆和悬空的铁皮屋。头顶不时传来脚步声、争吵声、电视里粤剧的唱腔，还有婴儿的啼哭。这里没有隐私，没有安宁，只有永不停歇的喧嚣与挣扎。志玲伏在他背上，轻得像一片落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