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天命而崛起，拯救危难，自北向南，东征西讨，使诸侯归附，千里之内定胜负。他统领义师，庇佑百姓，保我皇位，全赖其力。他的德行如同天地造化，功绩高远无比，万民归心，天命所归。我不能让唐公屈居臣下，违背天命。自古以来，虞舜夏禹之间，相互推让，若非重华（即虞舜），谁能担当命禹重任？如今天下分崩离析，天地改易，大运已去，我恳请大家允许我让位于贤者。我本为代王，如今轮到我被替代，天意如此，岂能抗拒？我渴望借助古代圣人的智慧，以诛灭四凶（指的是被舜帝流放的四个凶神，此时意指宇文化及等叛乱者）。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变革和新政的恩惠，得以提前担起三恪的重任。我立志要为皇祖洗清冤屈和耻辱，身为孝孙，坚守祭祀之责。早晨得知了学识和真理，就算到了九泉之下也毫无遗憾。如今，我依照往昔的惯例，退居到旧时的府邸，诸位官员也要各自继续履职。改换门庭，侍奉唐朝，应当依照以前的典章制度，尽快为我上尊号。这就好比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内心既感慨万千又深感欣慰。我将此事交付给真正的英雄，让他铲除那些奸恶逆贼。众多的士人，定能明晰我的心志！”
据历史学家深入剖析，杨侑那份禅位诏书，极有可能是出自李渊的秘书温大雅等人之手。当时的杨侑年仅十四岁，从史实角度及文笔风格来审视，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他之手。诏书里提及杨广遭奸臣宇文化及毒手，杨侑继位后心怀复仇之志，奈何力量匮乏。诏书对李渊的英明神武大加赞赏，期望他能替杨侑完成复仇大业，并引领国家迈向复兴之路。
杨侑在诏书中坦言自己无力继续担此重任，诚邀李渊接掌江山，为隋炀帝雪恨。整个诏书逻辑严谨，条理分明，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诏书明确表明杨侑难以掌控全局，自愿禅让，并敦促诸位大臣不得有异议，务必恪尽职守，积极配合新政权和新君主的工作。尤其是诏书末尾强调的禅让初衷——为隋炀帝报仇，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此一来，谁还敢阻挠唐王李渊登上皇位？任何敢于阻挡或提出异议之人，都将被视为大逆不道。
杨侑的禅让诏书是李渊建立唐朝的重要铺垫，也是他塑造自己合法性的手段之一，这份诏书的颁布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禅让制度的典型案例，对后世的政治和权力交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依据《资治通鉴》与《旧唐书》的记载，代王杨侑派遣了刑部尚书兼太保萧造以及司农少卿兼太尉裴之隐，携带皇帝玉玺亲赴唐王府，郑重地宣读了禅位诏书。李渊在接到禅位诏书之初，表现出推让之态，似乎不愿接受。然而，在经过一番谦逊推辞之后，他最终才接受了这一安排。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记，武德元年（618）五月，甲子（二十日），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遣刑部尚书萧造告天于南郊，大赦，改元。
《旧唐书》中详细记载了李渊接受隋恭帝禅让的过程。在当天辰时（早上7点到9点），李渊首先派遣萧造前往南郊进行祭告仪式，随后正式即位。
当时已五十有二的李渊，眉宇间已显露出岁月的痕迹，眉毛和胡子略带银丝。依据相士的推断，本朝属土德，因此李渊选择黄色作为尊贵的服色。他头戴黄金冕，身披黄龙袍，在侍卫的簇拥下庄重地登上皇位。
宗室贵戚及大臣们依序进入大殿，分列两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