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对于矿冶，一向是采取严厉控制的态度，太祖皇帝就曾经说过：“矿冶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况今凋敝之余，岂可以此重劳民力。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
从太祖皇帝开始，大明对于矿冶就是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在经历元末的大规模战乱之后，太祖皇帝不允许开矿其实是很正确的，因为朝廷在这个时候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以恢复大明的元气，不仅如此，为了打击民间的矿冶，大明律还以严刑峻法严禁民间私采矿藏。
按照大明律规定：“盗掘银矿、铜、锡、水银等项矿砂，但系山洞捉获，曾经持仗拒捕者，不论人之多寡，矿之轻重，及聚众至三十人以上，分矿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分初犯、再犯，问发边卫充军。若不及数又不拒捕，初犯枷号三个月发落，再犯免其枷号，亦发边卫充军。其私家收藏，道路背负者，止理见获照常发落，不许巡捕人员逼令展转攀指，违者参究治罪。”
在大明初年，这种制度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在整个洪武朝，朝廷的政策侧重于休养生息，以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为急务，力图尽快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巩固政权，对于矿冶采取了相对严厉的禁止政策。但是在洪武末年，太祖皇帝也调整了相关的政策，放松了对于矿冶的管理。
但是在成祖朝，朝廷对于矿冶的态度再次收紧，成祖厉行矿禁，填塞许多矿洞矿穴，将采煎银矿者或杖或流。还限定每处铁矿场仅设置一座炼铁炉，每炉不得超过５０人。“若有多聚炉丁及别省人称首者”，拿获押往官府从重治罪，递解回原藉，采取严厉禁止的方式。
但是到了英宗朝，朝廷逐渐放松了对于矿冶的管理，英宗就曾经下诏称：“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
从孝宗朝开始，朝廷就开始逐步放松对于矿冶的管理，同时以抽分或者向各省摊派物资的方式收取矿税，其实逼迫朝廷放开矿禁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减弱，虽然朝廷也曾经多次重申矿禁，但是从成祖以后，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下降，地方官府也很难控制自己的辖区，地方的豪强们为了获取利益，不顾朝廷的禁令开矿，已经是根本无法禁止了。
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朝廷本身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大量的欠税和频繁的用兵使得朝廷的财政不堪重负，为了维持财政，不得已放松对于矿冶的禁令，想要以此获取赋税，用来填补朝廷的用度不足，而且不少官员们也上疏要求放松对于矿冶的禁令。
尤其是在嘉靖朝后勤，由于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