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
诗与画，画与诗，本来就是宋代以来文人画传统的一环。
做诗的好坏水平另谈，但有宋以来画宗的艺术名家们，有一个算一个，鲜有不同时是一位诗人的，鲜有一生不写过一两诗的。
书、诗、画——这是文人士大夫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三种托物言志的载体，并在一张张古老的卷轴上浓缩为一体。
但这个传统，在西方的艺术体系里，却非常少。
这当然不是西方画家天生缺少艺术追求，低人一等。就像国画里对肌肉的刻画、对比例的关系的研究可能不如西式油画精细，也不是东方的画家天生缺少艺术追求，低人一等一样。
它取决于画家是怎样“活”下去的。
传统意义上，西方的油画或者水彩，在发展初期，都全然以记录现实，还原现实为第一要务。
甚至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以前。
东方的画家他们的主要职责和现在的艺术家没什么太大区别，追求抒发某种“神意气质”，目标是画以咏志。
西方的画家他们的主要身份则是历史的记录者，绘画的职责是“记录景象”，目标是用画笔纤毫毕现的反映真实的光影。
这种身份地位、工作职能差别的不同，就造成了东西方绘画路线侧重的不同。
西方更早就发展出了精细的光学、色彩理论和科学的透视体系，对人体肌肉刻画的更加写实，但他们对于写意的探索，则要比同时期的东方画派发展的慢很多。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早期油画家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要低很多。
因此早期学院派认为，艺术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记录的明确清晰。
绘画最重要的目的是服务好雇主。
纵然你是伦勃朗或者达芬奇，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给富商老爷贵族老爷画画。
让你画伯爵老爷的肖像，你就要画伯爵老爷的大眼睛，小胡子，高跟鞋，长丝袜和裤裆里塞着的垫的高高鼓起以彰显男子气概的丝绒球（当时贵族们以攀比这种“优雅的凸起”大小为时尚），画的小了容易被打，画别的内容就都属于不务正业。
让你画最后的晚餐，你就应该画十三个男人坐在长条桌上一起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