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去。书架东倒西歪，书籍散落一地，许多已被雨水泡烂，纸页黏连成块。但仍有几排书架完好，上面整齐排列着上世纪出版的哲学、历史与心理学著作。赵明蹲下身，拾起一本《自由意志的边界》，封面已褪色，内页却保存完好。
“张维诚一定读过这本书。”他说。
苏婉翻开另一本，是《群体性盲从的心理机制》。“他不仅读过，还怕我们没读懂。”她苦笑，“所以他亲自给我们上了一课??用三十年的囚禁，用亿万灵魂的沉睡。”
赵明将书轻轻放回原位。“现在轮到我们讲课了。”
他们在图书馆待了两天。白天整理尚可阅读的书籍，分类打包；晚上则围坐在大厅中央点燃的火堆旁，低声讨论如何建立“记忆传承”的雏形。他们不打算组建组织，也不谋求影响力，只希望形成一种流动的、自发的传递链??像地下水脉，看不见，却滋养万物。
“我们需要符号。”苏婉说，“简单、有力、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符号。让人一看就懂，一记就牢。”
赵明想了想，从地上捡起一根炭条，在墙上画了一个圆圈，中间加了一横??像一只睁开的眼睛，又像一轮破晓的日。
“这是‘醒’。”他说，“也是‘问’。当你看到这个标记，就意味着：这里曾有人质疑过。”
苏婉凝视良久，点头：“好。就用它。”
第三天清晨，他们在图书馆外墙刻下了第一个标记。随后又在附近的井盖、路灯、残墙之上留下痕迹。每留下一处，都像种下一粒种子。不知何时会发芽，但只要存在，就有希望。
傍晚，他们遇到了第一批流浪者。
五个人，两男三女，带着两个孩子，背着鼓鼓囊囊的行囊，眼神警惕。他们在图书馆外停下，盯着墙上的符号看了许久。
“那是……‘源’的标志？”其中一个男人问，声音颤抖。
“不是。”赵明走出门，双手摊开以示无害，“那是‘反源’的印记。意思是：我醒了，我也记得。”
流浪者们面面相觑。终于，一位抱着孩子的女人上前一步：“你们……真的见过‘源’？”
“我亲手关掉了它。”赵明说。
短暂的沉默后，女人突然流泪。她把孩子交给同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额头触地。
“谢谢。”她哽咽着，“我丈夫是被带走的。他们说他‘思想污染’，可他只是问了一句：为什么我们必须每天接受三次情绪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