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重起来。
艾莉森沉重地说：“清军在扬州、昆山、嘉兴、江阴、常熟、金华、南昌、广州等地大肆屠城，造成了大量无辜百姓的死亡。
从抵抗成本分析表来看，扬州抗清兵力1万，屠杀规模8万；广州抗清兵力5000，屠杀规模10万。
而北方一些城市，如北京，抗清兵力0，屠杀规模仅3000。
这似乎表明屠杀规模与抵抗程度有一定的关联，但又不完全如此。”
卢卡斯分析道：“清军的统治策略在不断进化。
扬州模式通过极端暴力制造示范效应，使后续城市投降率提升70。
江阴模式中，81天围城后屠城，但当地士绅仍组织反抗，证明暴力存在失效边界。
嘉定屠城后焚毁所有，企图根除反抗思想源头，但记忆的种子总会在废墟中重生。”
艾莉森接着说：“从经济理性考量来看，江南地区熟练织工日产值为05两白银，屠杀导致苏州丝绸业停滞损失年产值120万两。
但多尔衮在1645年颁布‘剃令’后，江南税收反增25，显示恐怖统治的经济账。
清军在屠城的过程中，虽然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从长远来看，他们试图通过恐怖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卢卡斯总结道：“清军屠城是多种矛盾交织的结果。
一方面，他们需要通过暴力手段来镇压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也考虑到了经济利益，希望通过恐怖统治来让百姓屈服，从而获取更多的财富。
但这种血腥的手段，无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话题转到了日军侵华战争。
艾莉森严肃地说：“日军在1937-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陷入了三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
先是资源掠夺与生产能力崩溃的矛盾。
占领区每年仅能提供所需石油的12、钢铁的8，不得不动太平洋战争填补缺口。
‘以战养战’政策导致华北农村生产力下降60，反而加剧物资短缺。”
卢卡斯接着分析道：“其次是民族同化与文化抵抗的矛盾。
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但1943年华北农村文盲率仍达92（日据前为85）。
‘大东亚共荣圈’宣传遭民间戏仿，出现‘共荣=共穷’等讽刺标语。
日军试图从文化上同化中国人民，但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他们的文化抵抗让日军的企图化为泡影。”
艾莉森继续说道：“最后是军事征服与经济规律的矛盾。
三光政策摧毁农田12亿亩，导致日军粮食供应依赖美国大豆进口（占消耗量45）。
兵员补充过度消耗劳动力，1944年日本本土工厂缺勤率达38。
日军在侵略的过程中，违背了经济规律，过度消耗了自身的资源，最终导致了失败。”
卢卡斯总结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必然导致力量枯竭’，在矛盾论框架下得到完美印证。
日军的侵略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他们在掠夺与建设、同化与抵抗、征服与经济规律之间陷入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失败是不可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