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下阶层社区长大，医学在那里被认为是所有职业的顶峰，高尚而人道。
事实上，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女朋友——都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梦想变成了我的梦想……他们让我相信我应该成为一名医生。
但是尽我所能，我也做不到。在作为一名医学预科生，经历了几年艰难而不愉快的岁月之后，我痛苦地意识到我不喜欢我正在上的课程。
我认为我的比较解剖课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心理折磨……尤其是解剖实验课。我就是无法让自己去研究我不感兴趣的东西。
当时，我认为我缺乏纪律性，而且很自私。也许事实确实如此？但无论潜在的原因是什么，我都无法使自己成为我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的人。
所以我决定停止尝试。”
从这一段开始，不止是韩易，徐忆如和赵宥真也听得极为认真。
两个女孩各自有一个，想要把价值观与世界观糅合成“梦想”的形状，包装成礼物强迫她们接受的家庭。
面对同样的情况，拉里-埃里森做出的抉择，让两人都很是好奇。
“我从大学辍学时才21岁；把我所有的东西——牛仔裤、T恤、皮夹克、吉他——装进我的车里然后从芝加哥开车一路来到加州伯克利。
我的南加州大学梦想，完成了一小部分……加州这部分。
1960年代的伯克利是一切的中心。反战运动、言论自由运动、人权运动。对于一个散漫、自私的 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始寻找人生意义的地方。为他自己、一个正义的事业和一份他热爱的工作。
1960年代生活在伯克利的每个人都反对越南战争；我也不例外。那是一个属于水瓶座的时代，但我从来没有留过长发，也没有戴过情爱珠。我学会了用吉他弹奏流行的抗议歌曲，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认真、坚定的反战抗议者。
然而，我确实找到了一个使命……我今天仍然热衷于此。
伯克利以东开车几个小时便是内华达山脉。我爱上了那些山脉，爱上了优胜美地山谷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
我关心荒野，我想帮助保护它。我加入了塞拉俱乐部，成为了一名环保主义者。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春季和夏季，我大部分时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