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环认真考虑了一下，有些泄气的道：“回皇上，红薯是好东西，也要地主乡绅他们愿意种，才能推广开来，他们心里不愿意，恐怕也是种不好的。”
“哦，为何呢？贾侍读，方才你不是说此物，如果能推广种植，利国利民吗？”
“皇上，这三种海外物种，作为粮食口感一般，保存也没有大米与小麦便利，是适合平民百姓的口粮，可是大多数平民百姓没有土地，朝廷想要推广种植，恐怕困难重重。”
皇上露出很满意的神情，贾环与陈砚之不一样，对手的意见，一味地反对，贾环能客观理性的思考。
此时番红薯经过改良，产量仅仅是八百多到一千二百斤，没到后世最高亩产四千多斤的疯狂产量。
亩产一千斤的红薯，在大雍朝也已经是非常惊人的存在了。
（根据郭松义的“粮食亩产研究”，吴存浩的“农业史”，此时水稻亩产，上等田，才两百八十多斤到四百斤，北方稻田才亩产一百五十斤。）
红薯和玉米，毕竟是穷人吃的东西，地主乡绅他们吃的是大米饭，或者面粉做的食物，面条、包子、饺子。
红薯产量很高，当时甚至达到是大米与面粉亩产的四倍，却不太值钱。
土地是地主与乡绅的，他们自然选择种大米与小麦，因为哪怕遇到灾荒，也轮不到他们饿肚子。
有钱人，有面粉和大米，谁乐意吃红薯？
如果土地是农民的，农民应该才会选择种更高产的红薯，毕竟，活下来，才是农民的首要问题，粮食的口感好不好，显得没那么重要。
康元帝继续道：“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民需有恒产，耕者有其田，贾侍读，有没有办法，能让平民百姓也能有自己的土地，可种植？”
这是要反对皇族宗室，勋贵、文人世家大族垄断土地。
大雍现在的税收，是按照人头来收税，平民百姓哪怕没有土地，也要交人头税，徭役。
徭役就是无偿为国家服劳役，修河道或者筑城，不能干的，也可以折现成银子。
至于盐税与商税，平民百姓不经商，影响较小。
此时大雍朝要交税的丁（青壮年），除去老人、妇女与小孩，有接近三千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