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带着锈蚀的呻吟，缓缓插入锁孔，那声响宛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在生命的尽头艰难地咳出最后一丝气息。门扉开启的刹那，一阵风裹挟着腐败洋葱的气息，如幽灵般扑面而来，那是岁月沉淀的腐朽与辛辣。
客厅之中，一台“红宝石”牌电视机矗立着，仿佛一位沉默的见证者，记录着时代的荒诞。屏幕里，2025年的新闻主播正用那机械而冷漠的声音播报：“‘诚实商人’瓦西里·阿尔希波维奇，因‘价格欺诈及侮辱外国友人’之罪，被处以五百卢布罚款，此金额相当于一包半‘彼得一世’香烟的市价。”这则新闻，如同一个荒诞的笑话，在时间的错位中回响。
电视机前，一个身着浴袍的男人静静地坐着，他的背影如同山峦般沉重，后脑勺上那道如地图边界线般的伤疤，似乎在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他缓缓转过头，阿廖沙的惊呼卡在喉咙里——那竟是他自己，一个更加苍老、疲惫的自己，皱纹里嵌着烟灰，眼睛里漂着卢布符号，仿佛被金钱与欲望腐蚀的灵魂。
“你终于来了，”老阿廖沙的声音沙哑而深沉，“我等了三十年。三十年前，我把尊严当作零钱，找给了瓦西里。现在，它回来了，却变得如此渺小，缩成了一张1991年的公交车票。”
他递过那张车票，票面上“路线：地狱天堂”的字样刺眼而荒诞，票价0.00卢布，背面用铅笔轻轻写着：“请在检票前，确认你仍记得如何哭泣。”这行字，如同一个诅咒，预示着阿廖沙即将踏入的，是一个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荒诞世界。
阿廖沙捏着车票，手指微微颤抖。就在这时，地板下传来一阵阵沉闷的敲击声，如同来自地狱的召唤。他低头一看，地板缝隙中伸出一只黑手，手指甲盖半透明，里面流动的红色液体如同稀释的番茄汤，又似愤怒与绝望的混合体。黑手紧紧抓住他的脚踝，将他拖入那无尽的黑暗之中。
黑暗里，赫鲁晓夫楼好似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猛地颠倒过来，天旋地转间，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它本应有的秩序。阿廖沙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头朝下如一颗失重的陨石般疯狂坠落，穿过一层又一层的天花板，每一层都宛如一个时代的幽灵厨房，陈列着那个时代独有的荒诞与悲凉。
1920年代，余粮征集队的马灯摇曳着昏黄的光，仿佛在诉说着集体化时期农民们那苦涩的无奈与绝望；1930年代，大清洗的打字机“咔嗒咔嗒”作响，每一个字符都像是从地狱传来的诅咒，敲打着无辜者的灵魂；1940年代，防空气球的绳子在风中飘荡，如同战争阴云下人们那脆弱的希望；1950年代，玉米穗堆积如山，却掩盖不了赫鲁晓夫那盲目崇拜下的荒谬；1960年代，登月的脚印虽已留在月球表面，却无法填平苏联与美国在科技竞赛中那日益扩大的鸿沟；1970年代，“奥利匹克”牌啤酒的泡沫在杯中翻腾，却无法冲淡人们心中那日益沉重的压抑；1980年代，阿富汗回来的锌皮棺材冰冷而刺眼，每一个都承载着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家庭的破碎；1990年代，兑换券的碎屑如雪花般飘落，见证着经济崩溃下人们的无助与迷茫；2000年代，Nokia的铃声清脆却单调，仿佛是那个时代人们在信息浪潮中孤独的呐喊；2010年代，克里米亚大桥的沥青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