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二月的天空像被冻裂的玻璃，碎屑簌簌落在涅瓦河结冰的脊背上。安德烈·科瓦列夫教授把围巾拉到鼻梁上方，镜片蒙着雾气。气象站的百叶箱在街角发出吱呀声，如同垂死的乌鸦。
街角报亭的《真理报》头条用红框标出《二月飞雪：自然界的自我调节》。配图是雪地里手挽手的工人家庭，孩子鼻尖冻得通红却笑容灿烂。卖报的老太太裹着苏联时期的棉大衣，帽檐结着冰碴："买份报纸吧教授，今天的积雪厚度创了记录呢。"
安德烈瞥见温度计——零下三十七度。他记得上周三气温还是零上五度。气象站的观测日志在记忆里闪回：2月17日18时，气压骤降12百帕；19时湿度反常上升至98%；22时32分，观测员伊万诺娃在记录本上画了个问号，随后用墨水涂成黑团。
拐过街角时，他看见市政厅前聚集着人群。穿灰制服的市政工人正往积雪里撒盐，盐粒落在冰面发出细碎的爆裂声。人群忽然骚动起来，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挣脱母亲，扑到路边的雪堆上："妈妈快看！雪是热的！"
人群像被风吹皱的绸缎泛起涟漪。母亲脸色煞白地拽回女儿："胡说！"她扯下围巾擦拭女孩的手掌，"你看错了，是风吹得脸发烫。"
安德烈蹲下身，手指陷入积雪的瞬间，后颈升起细密的刺痛感。雪确实带着体温般的暖意，融化时散发出一股类似医用酒精的味道。他用笔记本接住几片雪花，在实验室培养皿里，它们保持着晶体结构，直到第七天才在恒温箱里渗出淡蓝色液体。
"您是在质疑《真理报》的结论吗？"声音从背后传来。市政厅台阶上站着穿呢子大衣的男人，鹰钩鼻上架着金丝眼镜，胸前别着《真理报》特约评论员徽章。
"索科洛夫同志，"安德烈合上笔记本，"我只是做些记录。"
"记录？"索科洛夫的眼镜片反射着雪光，"去年您发表在《列宁格勒科学》的文章就很值得商榷。关于西伯利亚冻土层异常的推测，您引用的是挪威气象学家汉森的数据。"
"科学没有国界。"
"但科学家有。"索科洛夫从公文包抽出文件夹，"气象站今早的报告显示，积雪厚度是历年平均值的三倍。这说明什么？说明自然界的自我调节正在发挥作用。"他翻开《真理报》，指着社论标题，"正如这篇文章所说，冰雪覆盖的田地将孕育更饱满的黑麦。"
窗外的雪片突然变得密集。安德烈看见对面咖啡馆的玻璃上，凝结的冰花组成规则的六边形阵列，像无数复制的眼睛。
第三天，寒风如利刃般割过涅瓦河的冰面，凛冽中，冰层悄然裂开一道道狰狞的缝隙。
老水手谢尔盖如往常一样，在破晓前便划着破冰船驶向河心。晨雾浓稠如奶，将他紧紧包裹。突然，一抹白色在雾霭中若隐若现，他眯起眼睛，定睛看去，竟是浮冰上跪着个穿白裙的女人。女人身姿婀娜，脖颈上系着一条鲜艳的红色丝巾，在一片素白中显得格外扎眼。谢尔盖心中一惊，手中船桨划动的水声都轻了几分。他缓缓靠近，待离得近了，却发现那女人一动不动，仿佛被时间凝固。当他战战兢兢地划到浮冰旁，伸手去拉时，只捞起一具裹着厚厚海藻的冰雕。仔细端详，这冰雕竟是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