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来得犹犹豫豫，如同一个揣着假介绍信的小职员。市场管理员格里高利·彼得罗维奇·阿尔捷米耶夫，一个身材矮小、戴着玳瑁框圆眼镜的男人，其形象之渺小与掌握的权力之荒诞形成刺眼对比，第三次爬上了他那用废弃铁皮和木板钉成的、摇摇欲坠的“了望台”——其实只是市场公厕旁边的一个杂物棚顶。他那双在镜片后闪烁的小眼睛，此刻充满了某种病态的庄严。他用一枚刻着复杂纹样的、沉甸甸的“库兹涅奇诺夫市场管理处”公章，以一种近乎神圣的节奏，“咚！咚！咚！”地敲击着锈迹斑斑的铁皮屋顶。那声音刺耳、空洞，带着金属特有的冷酷回响，瞬间压倒了市场所有的喧嚣——鱼贩的叫卖、顾客的讨价还价、运货手推车吱吱呀呀的呻吟。
“公民们！请注意！根据列宁格勒苏维埃商业委员会第174/38号令，以及响应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号召……”阿尔捷米耶夫的声音陡然拔高，清晰、洪亮、抑扬顿挫，每一个音节都打磨得像涅瓦大街上的花岗岩方砖，完美复刻了列宁格勒广播电台那位以播送死刑判决书和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喜讯而闻名的播音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腔调。这声音本身就是一个判决。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正埋头，用他那双被海水和鱼鳞腌渍得发红、布满细小伤口和老茧的手指，颤抖地数着藏在油腻木盒最深处的最后三枚铜币。铜币冰冷，边缘沾着几片闪着微弱银光的鲱鱼鳞片，像凝固的泪滴。阿尔捷米耶夫那广播腔的每一个字，都像冰锥一样精准地凿在他的耳膜上：“……实现个体鱼贩的社会主义联合经营……成立渔业生产合作社……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润……按劳分配……” “祖传鱼摊的死刑判决书”，这个念头像一条冰冷的死鳗鱼，猛地滑入伊万的脑海，缠住了他的心脏。他抬起头，视线穿过弥漫的腥臭雾气，望向那个站在高处、沐浴着可怜春日微光的小个子官僚。阿尔捷米耶夫镜片后的眼睛，此刻闪烁着一种非人的、无机质的光芒，仿佛他宣读的不是文件，而是某种来自异次元的、不可违抗的宇宙律令。伊万感到一阵眩晕，那三枚沾着鱼鳞的铜币，仿佛瞬间变成了三颗铅弹，沉甸甸地坠向无底深渊。祖辈在芬兰湾冰面上凿洞、在风暴中撒网的记忆，连同这方油腻木摊的气味，都将被这广播腔的“联合经营”彻底抹去。
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哼。娜杰日达·普拉托诺夫娜，这个拥有一个倔强乌克兰姓氏的女人——很久以后，伊万才在一个充斥着劣质酒精和绝望的夜晚，从某个老醉鬼口中得知，她父亲曾是哈尔科夫神学院一个前途无量的学生，直到革命的铁蹄踏碎了圣像和拉丁文课本——正用力地把那条沾满鳕鱼籽和不明褐色粘液的粗布围裙，在她那丰满得如同刚捕捞上来的海豹般的腰肢上又狠狠勒紧了一圈。她那双斯拉夫人特有的、深邃得近乎幽蓝的眼睛，此刻正死死盯着摊开在咸鱼桶盖上一本油腻破烂的账本。她没有笔。她的手指，指甲缝里还顽强地嵌着去年严冬时处理梭鱼留下的、闪着暗蓝色微光的鳞片，蘸着旁边一个敞口木桶里浑浊发绿的腌黄瓜汁，以一种近乎巫术的专注，在账本的空白处勾勒着某种神秘莫测的符号。那符号扭曲、怪异，像纠缠的海藻，又像某种古老的诅咒图腾，腌黄瓜汁的酸味混合着鱼腥，构成一种诡异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