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允许英吉利公使在广州、福州、宁波、上海这四大通商口岸自由择址设立官邸，但严禁进京设馆。
自从中华元年沿实施对外开放国策，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四大通商口岸已然成为中外交流的前沿阵地，在口岸设立公使官邸，既能满足西洋各国开展贸易的诉求，又能将外交活动限定在可控范围，便于朝廷管理，还能借助外国的商业资源与贸易网络，带动这四个口岸的经济发展，促进大清与世界的交流。
英吉利公使听闻只能在广州、福州、宁波、上海等地设立公使馆，内心颇为不满。
在他们看来，京师作为大清的心脏，在此设馆才能彰显英吉利的地位，获取更多的政治和商业利益。
不过大清广袤无垠的市场，巨大的商业利益实在让英吉利难以割舍，权衡再三，英吉利公使虽心有不甘，但最终还是选择接受这一安排。
英吉利公使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他们率先选定广州，广州拥有成熟的贸易体系、市场需求旺盛，能给英吉利带来更多利润。
不久后，一座融合英伦庄重肃穆与中式典雅精致风格的公使官邸在广州拔地而起。
英吉利公使与随行人员身着笔挺西装，穿梭于官邸之中，和大清官员就贸易特权、文化交流等议题频繁会晤。
法兰西公使跟随果亲王允礼于中华二年十二月（1737年）率领使团来到大清，将目光投向福州，一座充满浪漫气息的公使官邸迅速建成。
花园中，法国引进的奇花异草争奇斗艳，馥郁芬芳。屋内，精美的油画与华丽的家具交相辉映，尽显法式风情。法兰西公使常与大清文人雅士往来，分享艺术、哲学的精妙见解，葡萄酒、香水等法国奢侈品，也逐渐在大清贵族间流行起来。
与法兰西公使一同前来的荷兰公使看重宁波的港口优势，在此设立以实用主义为风格的官邸。
作为曾经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商业经验丰富，实力雄厚。官邸内，贸易洽谈会接连不断，荷兰商人与大清商贾深入探讨香料、瓷器等商品的贸易细节。荷兰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商业理念，为大清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738年九月初。
姗姗来迟的西班牙公使只能选择上海，公使及官员在与大清官员交往时，态度谨慎，在维系外交关系的同时，极力维护其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还试图在双边贸易中获取更多好处。
四国公使官邸顺利落定后，宛如巨石入水，在大清激起层层涟漪。
起初，民众对这些风格迥异的官邸充满好奇，纷纷驻足围观。随着时间推移，公使官邸定期举办文化交流活动，英吉利的机械钟表展、法兰西的艺术沙龙、荷兰的航海技术讲座，以及西班牙的特产品鉴会，吸引众多百姓前来参与。
百姓不仅见识到各国的奇珍异宝、先进技术，还对各国的文化、风俗和市场需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嗅到商机的大清商人，立即行动起来。针对英吉利人对茶叶、丝绸的偏爱，商队满载这些商品启航，还带去手工艺制作技术，推动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
了解到法兰西贵族钟情中国传统手工艺品，商人带着精美的竹编、刺绣奔赴法兰西，与当地贵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得知荷兰香料贸易发达，大清商队便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