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袋子轻飘飘似的就给拎了起来，扛上肩。
售票员眼里的惊诧更深了。
跳下车，县城汽车站的风裹着尘土和柴油味兜头吹来。
广播喇叭正嘶哑地唱着，电流滋啦作响，词儿是熟的，调儿却拧巴了：
“旭日东升，祖国放光明！工人阶级干劲足，改革开放大道宽！……”
齐云吸了口气，他扛着袋子，像个移动的土特产山包，挤出乱哄哄的出站口。
肚子咕咕叫，抬眼瞥见街边一家“为民餐馆”，油污的玻璃门上贴着褪色的菜单。
进去，要了碗最瓷实的肉丝面，两块五。
面硬，油重，盐大，他吃得额头冒汗，肠胃却踏实了。
“师傅，省城火车站咋走？”他抹着嘴问老板。
“远着哩！坐公交得倒两趟，等死人！打车？”跑堂努努嘴，门外稀稀拉拉几辆黄皮“面的”。
“贵，宰人！”
齐云掂量兜里的钱，一摆手：“走着去！”
仗着五脏拳打熬出的筋骨和那点仙火温养的气力，他真就扛着大包上路了。
省城是省会，也是枢纽，街道比黔地那山沟宽展些。
满眼是九十年代特有的驳杂：新起的瓷砖小楼贴着马赛克，挨着老旧的青砖瓦房；录像厅门口喇叭震天响，放着港台武打片。
发廊的旋转灯柱转着暧昧的红蓝光；路边修自行车的摊子旁，老头们围看象棋，烟锅子吧嗒吧嗒；偶尔一辆“桑塔纳”或“夏利”驶过，卷起尘土，引来一片注目礼。
电线杆上贴满了“老军医治性病”、“重金求子”、“招工启事”的斑驳广告。
一路走，一路看，走到火车站广场时，日头已经西斜，金红的余晖给巨大的水泥建筑镶了道虚边。
人潮汹涌，大包小裹，南腔北调。
齐云挤到售票窗口，长队排得让人心焦。
好不容易挪到跟前，一问，到杭城那地儿的车次，当天就剩晚上十点一趟慢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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