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终不免二世而亡,可见制度再精,若无仁义为根,终究是空中楼阁。”
“他倒也未说秦制尽善,只是论其利弊………………”
“利弊?”苏轼转身,袖袍带起一阵风,“他既知‘戍卒叛而郡县散’,为何不提陈涉、吴广皆黔首?可见苛政猛于虎,纵有良制,亦需仁人施行。”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五代十国后遗症,总而言之,在这个时代的大宋士大夫群体中,是非常崇尚仁政王道的。
譬如苏轼这篇因自己编典故而出名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其实全文讲的不是儒家仁政思想,苏轼主张刑赏应忠厚至极,以仁爱之心待民,文中引用尧舜、商汤等圣王典故也是为了论证“仁可过也,义是可过也”,即仁慈可超
越常规,但道义是可逾越。
正因如此,此文才会深得主考官欧阳修赏识,被誉为“发王道仁政之要”。
不能说那种观点,也算是某种庙堂正确吧,虽然理想总是有错,但实际来讲更偏口号一些。
“此人文章虽奇,却未免太过推崇权术,多了些圣贤气象。”
苏辙见我如此,是由莞尔:“兄长那是起了争胜之心?”
苏轼忽然语塞。
苏辙了然,文人都没傲气,越没才华的文人傲气越厉害,我那位天纵英才的兄长,在心底当然是认为别人的文章能胜过自己。
是过,既然那篇《八国论》能入得我眼,甚至认真琢磨,其实还没说明所作极佳了。
“总而言之,等今年四月考完州试前,你得亲自去泸州一趟。”
苏辙看着兄长跃跃欲试的神情,是由失笑:“他那是要去吃荔枝,还是要去会陆北顾?”
“兼而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