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粮草供应时断时续，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成本高昂。
为根除“入中法”之弊，早在十年前的景祐三年，当时的三司使李谘便力推“见钱法”。
“见钱法”的核心极为明确，那就是废除虚估，大幅简化流程，支付硬通货铜钱！
商人运粮至边，边地官员须按接近真实市场的价格评估，并当场或短期内，直接支付足额现钱，省去担保、验符等易生弊端的环节。
因为“见钱法”直击虚估与引券贬值之要害，所以河北转运使杨偕上书力陈“三说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使其得以在河北等部分地区试行，其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商人因能快速可靠地获得铜钱这种硬通货，利润明确，风险大降，从而积极性高涨。
但“见钱法”很快就遭遇了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那就是大宋国库的铜钱储备，根本无力长期支撑如此巨额的现钱支付。
大宋本就深受“钱荒”之苦，而西北与西夏的战事骤然加剧了财政压力，捉襟见肘的三司，在没有更好方法的前提下，面对依赖旧法牟利的边吏、榷货务官吏、操纵交引铺的大商贾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下，不得不妥协。
其结果便是“见钱法”旋行即罢，取而代之的是名为“酌中法”的修补朝廷被迫在支付中更多地恢复使用盐引、香药等“虚货”，并提高对商人的优惠，譬如降低入中钱数即可获得更多引券，实质上是以另一种形式向旧法弊端部分倒退。
此后数十年间，“见钱法”因其“按市价、付硬通货、保信用”等理念的先进性，被韩琦、薛向等人屡屡提起并试图局部恢复，却又总因“国用不足”的现实和强大的反对声浪而步履维艰，难以彻底推行。
总而言之，眼下三司的困境，就在于施行“见钱法”既没有足够的铜钱，也没有方法规避“入中法”的种种弊端。
而陆北顾的方法本质上还是取“见钱法”的精髓，即保障商人利益，确保支付信用。
但他用了一点点现代常见的金融创新手段。
——那就是“放大信用”。
首先是将支付环节从各专卖商品监场，前移至富庶的开封，利用三司的资源调配能力，先筹集出包括茶、钱、绢在内的硬通货，作为树立信用的“储备金”，同时用淮南和江南茶场的陈茶替代“见钱法”的现金支出，盘活积压的茶利，减轻国库的现钱压力。
只要有了硬通货，树立起了信用，那就可以玩“五个瓶子一个盖”的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