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又是唐朝皇帝李渊将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层变动。通过此次任命，李世民实际掌控了唐朝三分之一的野战兵力。据《通典·兵典》统计，武德初年唐军总数约二十万，而李世民直接统辖的陕东道兵力达七万余。这种军权的集中化，不仅为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积累了雄厚的军事资本，也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制度伏笔。李世民的权力擢升，标志着关陇军事贵族的重新整合，同时也反映了李唐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深层变动。
这两件事对唐朝历史影响也非常深远。首先是加速了大唐王朝统一进程，陕东道军事体系的建立，使唐军在武德二年迅速展开对王世充的攻势。至武德四年虎牢关之战，李世民能调动“陕东道行台兵五万”（《旧唐书·太宗本纪》），正是此次建制改革的成果体现。这一军事布局的优化，极大地加速了唐朝的统一进程。
其次是再次重构了边疆秩序。曷娑那可汗的归降开启了唐朝“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武德二年，李渊又接受东突厥始毕可汗“市缯帛”的请求（《唐会要》卷九四），这种军事威慑与经济怀柔并用的策略，成为唐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通过招抚突厥势力，唐朝不仅稳定了北境，还为后来的边疆治理积累了经验。
最重要的是，还催生新型军政体系。陕东道行台的实践，为贞观年间的道制改革提供了原型。而李世民通过此平台培养的幕僚集团，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后来都成为贞观政权的核心班底。这一军政体系的创新，不仅为唐朝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贞观之治奠定了组织基础。
武德元年十二月的这两大事件，看似孤立，实则互为表里。李世民的权力擢升标志着关陇军事贵族的重新整合，而西突厥的归附则预示着新兴王朝对边疆秩序的重构。这种内外政策的协同推进，生动展现了初唐政权从割据集团向大一统王朝转型的历史进程。通过军政布局的优化、胡汉融合的实践以及权力结构的调整，李唐政权在武德年间逐步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