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之孙，齐王杨暕的遗腹子，是隋朝皇室最后的重要血脉。他的生平与隋唐交替之际的政治风云密切相关，具有特殊的历史象征意义。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斩杀后，武德二年（619年），4岁的杨政道身处河北窦建德政权控制下的洺州。
窦建德为彰显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以“延续隋祚”为名，拥立时年4岁的杨政道为“郧公”，并尊奉其祖母萧皇后（隋炀帝皇后）为太后。窦建德此举实为政治策略，暨通过扶持隋室后裔，既可笼络河北地区的隋朝旧臣，又能以“代隋讨逆”之名与王世充、李唐等势力抗衡。
窦建德深谙乱世中的政治符号学，其政权建设处处显露精妙算计，在礼制方面，设立清商署重演隋代雅乐，祭祀时配八佾之舞；行政架构上保留尚书省、门下省等隋朝官制，吸纳裴矩、虞世南等隋室旧臣；军事体系中则维持府兵建制，以\"勤王讨逆\"之名整编河北义军。这种\"承隋制以聚士心，行新政以抚黎庶\"的双轨策略，使其政权迅速获得河北士族支持，《旧唐书》称\"建德抚驭有方，境内无盗，商旅野宿\"。
值得注意的是，窦建德虽以\"隋室忠臣\"自居，实则开创了全新的政治格局。他在洺州城南筑造\"万春宫\"作为行政中枢，设立五凤年号，颁布《劝课农桑诏》，实行\"均田减赋\"政策。这些举措既延续了隋朝制度框架，又注入农民政权特色，形成独特的\"大夏\"政权模式。这种政治智慧的运用，使得窦建德集团在隋末乱局中异军突起，成为李唐王朝统一进程中最为强劲的对手。
然而，这种兼具创新与妥协的政治建构，终究难以摆脱地缘博弈的桎梏。窦建德为实现\"北联突厥、南图中原\"的战略布局，自武德二年（619年）起便与突厥始毕可汗频繁接触。《旧唐书·窦建德传》记载，其以\"岁贡战马三千匹、铁器五万斤\"为代价，换得突厥\"精骑两万，控弦之士随征\"。这种军事依附关系在武德三年（620年）的黎阳之战中达到顶峰，突厥阿史那社尔部突袭唐军侧翼，助窦建德生擒李神通、李世积等唐室重臣。
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军事合作，逐渐侵蚀着窦建德大夏政权的独立性。考古发现的《五凤二年敕书》残卷显示，窦建德为维系突厥支持，不得不默许其部众\"于洺、相等州设互市，官吏毋得稽查\"。洺州窑遗址出土的带突厥纹饰釉陶器，印证了突厥文化对河北腹地的渗透。更致命的是，武德四年（621年）虎牢关决战前夕，突厥因与李唐达成\"马邑之盟\"突然撤军，直接导致窦建德失去机动骑兵优势，最终败于李世民玄甲精骑。
历史学者黄永年指出：\"窦建德政权的悲剧性，在于其试图在农民政权底色上嫁接胡汉联盟体系。\"这种矛盾性体现在：对内标榜\"均田减赋\"的民本理念，对外却将河北物资源源不断输往草原；既以\"续隋祚\"凝聚士族，又因突厥驻军引发汉地精英离心。洺州故城出土的唐代《平夏碑》刻有\"引狼入室，自毁长城\"的评判，恰折射出后世对这种战略短视的批判。
最终，这种\"双重性\"政治结构成为瓦解大夏政权的催化剂，武德四年十月突厥转而支持刘黑闼复起时，洺州士民已不再愿为\"胡汉杂糅\"的政权效命。窦建德苦心经营的\"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