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马场，展现战马储备，则是有意无意“显摆”一下战力装备。更为重要的是兵部职方司借吊唁之机，开展间谍活动，通过私下利益输出，从突厥副使那里获取了处罗可汗兵力部署相关情报，为后续李世民平定刘武周、降服突厥部落提供了关键信息。
在史鉴价值中，此次为始毕可汗“辍朝举哀”事件被后世视为"；羁縻外交"；的典范，其中，从经济成本来讲，三万段帛相当于唐朝岁入的1\/200，可谓“毛毛雨”，但成功换取了唐朝边境半年安宁，为李世民平定周边割据势力赢得喘息之机。在文化输出方面，突厥使团归国后，处罗可汗开始仿唐制设立"；丧礼丞"；，可见中原礼制的强大影响，对草原政权的文化植入逐渐根深蒂固。
至此，此次吊唁程序为后世礼仪提供了实践先例，成为后世处理外藩丧事的主要参考标准和流程。
后世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评唐高祖对突厥政策：“阳示哀矜，阴用权略。”现代史学家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亦指出：“唐初待突厥，外示优礼，内实防之。”由此可见唐朝朝廷"；以哀礼行权谋，此高祖高明处"；，恰点明唐初外交在仁义表象下的现实考量。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为贞观年间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埋下重要伏笔。
吊唁结束后，唐高祖李渊派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持节赴突厥，慰问新立之处罗可汗，并赙赠帛三万段。此举既遵循古礼，又显大国风范，意在安抚突厥，避免其与刘武周等割据势力进一步勾结。
郑德挺抵达突厥后，处罗可汗对其礼遇有加，但对唐朝的边境侵扰并未停止。
由此可以看出，处罗可汗对郑德挺的礼遇，只是遵循游牧政权"；两翼制度"；下的外交传统，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关外交的“游戏规则”，将突厥的双重政治逻辑完美的进行了展现。
按照突厥《阙特勤碑》铭文记载的"；南面以和中国，北面以制铁勒"；战略，表面礼待唐使既是对唐朝宗主地位的象征性承认，也是维持互市贸易的必要姿态。史载处罗可汗接见郑德挺时，"；设金帐，陈唐制器皿"；，正是这种礼仪性示好的体现。
而突厥持续侵扰边境的行为，则暴露其"；寇边经济"；的本质特性。据《通典·边防典》统计，武德二年至三年间，突厥对并州、汾州发动大小袭扰17次，每次劫掠人口均在千口以上。这种周期性劫掠既是草原经济补充手段（获取手工业者、粮食），也是通过制造边境压力迫使唐朝增加"；岁赐"；的政治筹码。
唐廷在对突厥势力厚礼相赠的同时，再次部署加强边境防御，命并州总管李仲文严密戒备，以防突厥与刘武周联手进犯。
此事证明，在缺乏军事平衡的前提下，单靠"；厚往薄来"；的外交馈赠，反而会助长游牧政权的贪婪。游牧行国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组织、经济模式上的根本差异，注定了边境冲突的长期性。直到唐朝推行"；羁縻府州"；制度，将归附部落纳入军政体系，才部分化解了这一矛盾。贞观四年（630年）唐灭东突厥，正是通过阴山之战建立军事威慑后，才真正实现了"；四夷宾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