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其核心在于五个方面的观察技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心理分析体系。
在审讯过程中，官员首先运用"；辞听"；之术，仔细聆听犯人的供述内容。有经验的审判者能够从供词的逻辑连贯性中发现端倪，比如犯人若在时间、地点等关键细节上出现前后矛盾，一会儿声称某日在家，一会儿又说当日出城，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表现往往暴露了编造谎言的痕迹。与之相辅相成的是"；色听"；，即观察犯人的面部表情变化。古人早已认识到心理压力会引发生理反应，当被问及关键问题时，犯人若突然面色苍白、额头冒汗或眼神闪烁，这些不自觉的微表情很可能暗示着隐瞒实情。
更为精妙的是"；气听"；之术，审判者会特别注意犯人的呼吸节奏。人在紧张或说谎时，呼吸往往变得急促紊乱，甚至出现明显的屏息现象。当审讯触及敏感问题时，犯人可能突然气息一滞，或说话时气息不稳，这些细微变化都逃不过训练有素的审判官的眼睛。"；耳听"；则着重考察犯人对问题的反应模式，包括反应速度、专注程度等心理指标。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心中有鬼者往往对某些特定问题表现出异常关注或刻意回避，这种选择性反应恰恰暴露了其心理弱点。
最具穿透力的当属"；目听"；之术。古代司法者深谙"；眼睛是心灵之窗"；的道理，通过观察犯人的眼神动向来判断其心理状态。当审讯官突然逼视时，若犯人眼神游移不定、不敢直视，或瞳孔不自觉地收缩，这些细微变化都可能暗示着内心的恐惧与隐瞒。这种通过眼神接触来施加心理压力的技巧，与现代审讯心理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套系统的审讯方法在唐代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刑讯逼供的补充手段，"；五听之法"；为审判官提供了更为文明的取证方式。在理想状态下，它应当与其他物证、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共同构成完整的证据链。然而在皇权至上的古代社会，这套方法的实际运用常常背离其初衷。
在涉及谋反等政治大案时，司法理性往往让位于政治需要，精心设计的"；五听"；程序便会沦为走过场的形式。刘文静案就是典型例证，尽管严格运用"；五听"；根本不足以认定其谋反，但高祖李渊出于政治考量，完全无视司法程序。到了武则天时期，酷吏来俊臣更是将这套方法扭曲为制造冤狱的工具，通过刻意曲解犯人正常的紧张反应来罗织罪名。
因此，"；五听之法"；的局限性在历史实践中暴露无遗。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度依赖审判官的主观判断，不同性格特质的人可能被误读，一个天性内向的人可能被误认为心虚，而训练有素的犯人则能轻易掩饰真实反应。来俊臣所着《罗织经》就专门研究如何反制"；五听"；之术，这套酷吏手册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该方法的脆弱性。
尽管如此，"；五听之法"；的影响仍绵延后世，宋代《洗冤录》等司法着作继续推崇这一审案方法，其核心理念甚至在现代微表情分析等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新的诠释。
从本质上说，"；五听之法"；体现了中国古代"；以人察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