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李渊既需依靠李世民扫平群雄，又须防范其功高震主。将益州这一战略要地交给次子管辖，既能满足战场需求，又可借“行台尚书令”的正式官职将其纳入官僚体系约束，避免形成纯军事化的私人势力。这种“授之以权、束之以制”的手段，展现了李渊作为开国君主的政治智慧。
此次诏令传达的时效性也值得注意。四月二十一日诏书颁布时，李世民正对宋金刚残部展开歼灭性追击，三日后（四月二十四日）便在介休决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长安与前线间高效的信息传递，使得行政任命与军事进程形成紧密配合。
当李世民在雀鼠谷“一日八战”、与将士分食一羊的艰苦时刻，益州道行台尚书令的新职已为其铺就整合后方资源的通道。这种中央与战场的联动，既得益于唐代初期驿传系统“昼夜行三百里”的效率，更反映出李唐政权在乱世中快速建立的行政执行力。
纵观此次加封事件，从长安朝堂的决策辩论到吕州军营的香案接旨，唐代初期的权力运作机制清晰可见。皇权通过制度化的文书流程掌控全局，前线统帅借法定授权巩固战果，而高效的行政系统成为连接二者的血脉。
这一历史片段不仅记录了李世民军事生涯的关键节点，更折射出李唐王朝能在群雄割据中脱颖而出的制度优势，即在烽火连天的表象下，严密的官僚体系与灵活的战时机制共同构成了其统一天下的深层动力。
秦王李世民在接受朝廷的封任和褒奖后，趁着军中士气正旺，继续追击寻相至吕州。
我们知道，武德二年（619年），依附突厥的割据势力刘武周命大将宋金刚率军南下，攻陷李唐的龙兴之地太原，并连克晋州、浍州（今山西翼城），兵锋直指关中。李唐河东（今山西）领土几乎全失，关中震动，唐高祖李渊甚至一度考虑放弃河东、退守关中。
危急关头，李世民主动请缨，于武德二年十一月率军渡黄河，屯兵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对峙。他采取“坚壁挫锐”之策，避免正面交锋，同时派兵截断宋金刚粮道，消耗其士气。
至武德三年（620年）四月，宋金刚因粮草断绝、士气崩溃，被迫撤军北逃。李世民抓住战机，果断率军追击，试图彻底歼灭刘武周集团主力。
寻相是刘武周麾下重要将领，曾参与攻占太原等战役。宋金刚北撤时，寻相率部断后，掩护主力撤退。
李世民追击的目标不仅是宋金刚，也包括其麾下分散的将领（如寻相、尉迟敬德等），旨在通过快速追击彻底瓦解敌军。
作为身经百战的将帅，李世民深知“穷寇必追”的道理。此时若放任宋金刚、寻相北逃至太原或突厥境内，刘武周势力可能有很大机会死灰复燃。唯有趁其溃败之际持续追击，才能彻底铲除河东威胁，收复失地。
寻相选择退逃的吕州大致位于今日山西省霍州市，隋开皇十六年（596 年）置汾州，十八年（598 年）改为吕州，大业初废。唐武德元年（618 年）复置吕州，贞观十七年（643 年）又废。故治在今山西霍县（今霍州市）。
霍州市为县级市，隶属山西省临汾市管辖，地处山西省中偏南部、临汾市北部，位于临汾、晋中盆地交界处，东倚太岳山，与沁源县、古县毗邻；南扼白壁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