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地理坐标观察，这一区域总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四川省成都、德阳、绵阳、广元、巴中、南充、遂宁、资阳、内江、自贡、泸州、宜宾、乐山、眉山、雅安15市全域，以及重庆市潼南、铜梁、合川等区，云南省昭通市东北部。
其地理特征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外辐射至川中丘陵、川东平行岭谷及川西南山地，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四大水系纵横其间，既是大唐帝国西南粮仓（时称\"扬一益二\"），又是控扼吐蕃、南诏的战略屏障。
同样，武德年间的益州道行台并非固定行政区，而是为应对洛阳战役所做的临时军事部署，即通过剑门关（今四川剑阁）、白水关（今青川县沙州镇）构建入蜀通道，依托阆中（今南充阆中市）、梓潼（今绵阳梓潼县）等节点城市设立军械转运站，利用嘉陵江水道（今广元至重庆段）将蜀锦、井盐、粮米等战略物资输送至关中前线。贞观元年（627）益州道行台撤销后，其辖区成为剑南道的主体部分，但李世民在武德三年获得的这项任命，实为后来唐军经略西南、开拓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制度铺垫。
益州地区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李世民兼任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后，将能够更好地掌控这一地区的局势，加强对益州的管理和开发，为唐朝的稳定和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此次对杨士林和李世民的任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是李渊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李渊对权力平衡的精妙掌控。通过任命杨士林为显州道行台尚书令，李渊向其他归附的将领和地方势力表明，只要他们效忠唐朝，为国家做出贡献，就能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嘉奖。这有助于稳定人心，增强唐朝政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因此，杨士林的晋升遵循着唐高祖李渊\"以降制降\"的用人策略，通过赋予地方实权换取旧势力效忠，这种模式在武德年间共造就了47个行台尚书令。
而对李世民的加封，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唐朝政权中的核心地位，让他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唐朝的发展出谋划策。从另一角度来看，对于秦王李世民的权力扩张，则暗含\"以战养战\"的深层考量，每征服一个地区，即授予相应行台职务，既避免军功集团过度集中京师，又形成战区自给自足的良性循环。这种制度创新使唐军能在武德四年（621年）同时进行洛阳、江陵两大战役，创造古代战争史上的后勤奇迹。
从官僚体系演变的角度观察，行台尚书令的设置实为特殊时期的过渡性制度。其品级虽低于中央尚书令（正二品），但集军、民、财权于一身，颇似现代的战区司令兼行政长官。这种临时性授权在武德后期随着全国统一逐步收回，但为贞观年间\"道\"的设立提供了制度原型。杨士林后来因卷入武德四年的王世充残余势力叛乱被诛，恰恰证明这种过渡性官职的双刃剑效应，既能快速整合资源，又易形成割据隐患。
从军事层面来看，这些任命有助于加强唐朝对地方的军事控制。杨士林和李世民都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任命他们担任行台尚书令，李渊能够让他们更好地指挥军队，维护地方的稳定和安全。同时，这也有助于唐朝在军事上进行统一的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