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解娣脸上的神色，忧郁与烦恼并存。
她站在食品厂对面，紧锁着眉头，强撑出笑容跟那些推着自行车走出厂门的人，打着再见的招呼。
身上的衣服，跟别的女工没什么区别。
的确良短袖浆洗的干干净净，穿在身上很是笔体。
一头短发，脸颊消瘦。
按照后世的说法，还有点骨感忧郁美。
但闫解娣可不想要这种忧郁美，她很想像别的普通女工似的，长得胖胖的，满脸红光才是最好。
她脚上鞋子上的补钉，虽然被绣成了一朵小花，但仍然是显得很突兀。
透露出一抹寒酸。
没办法，她现在还是临时工，每个月工资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也就二十不到。
其中五块钱，是她的伙食费，这不是闫埠贵问她要的，而是闫解娣主动交的。
还要每个月还闫埠贵十块的借款。
自从在冀北回来之后，在邻居的闲言碎语当中，理清了她如何回来的原因，闫解娣在钱上就跟父母分的很清了。
包括她身上这身的确良，也是她嫂子自己没舍得做衣服，给她做了两身。
按照兰花的说法，闫解娣要上班，总要穿的像样一点，而她天天在家里却是无所谓衣服好坏。
人心就是这样，跟谁靠的近，跟谁有疏远，都是有原因的。
闫埠贵追求的绝对公平，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也许能行。
因为小孩子遇到最大的困难，最多也不过就是生病，或者是别人家孩子有新衣服，新玩具，而她们没有。
但人一旦成年，有些困难，是靠她们自己根本跨不过去的。
如果临到那种关口，有能力的父母还不想着主动帮一把，还在追求着绝对公平。
那让孩子该如何想？
“解娣姐，等久了吧？”人模狗样的马爱国推着一辆崭新的二八大杠走出了厂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