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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汉高祖初定天下，本欲都洛阳，娄敬进言：“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
张良亦谏，高祖遂定都关中，凭借山川形胜，成就汉室四百年基业。
若大宋不迁都，难以彰显北伐中原之决心，中原豪杰必观望不前，民心思变之势迟缓，我军将士亦难怀必死之志。
如坐待疆土归附，恰似倒行而求前进，此乃不得已而必迁之由也。
且观战国时，秦据函谷关之险，六国合纵攻之而不能入；蜀有剑阁之固，钟会十万大军亦难轻取，足见地理形胜对国势之重要。
朝廷若欲振作士气、凝聚人心，迁都势在必行，可考虑先设陪都寿春，此地紧邻淮河，进可作为北伐桥头堡，退可凭淮河天险固守，战略意义重大。
然所谓北伐，是仅作虚名以彰声势，还是果真志在天下？若仅为虚名，即便迁都亦徒耗国力，于恢复大业无益；若志在天下，定陪都寿春亦非长远之计。
昔刘秀定都洛阳后，亲率大军征伐四方，终复汉室。
若君主欲破除天下庸常之论，成就恢复中原之壮举，握有必胜之权柄却不身临艰难、决断大事，天下人必不信其志，甚至阻碍北伐之事。
此前朝廷耗费百万修筑扬州、庐州城池，效用寥寥，犹如腐旧布帛染紫，虽价增十倍，本质未改。
若日后军情紧急，以两淮为根基，敕令庐州、扬州为车驾巡幸之地，在此决断三军胜负，此前修筑城池之举方能成为恢复大计的关键一步，此乃既迁而又当迁之理。
昔周武王孟津观兵，先示天下以威，待时机成熟一举克商，大宋亦应如此，定陪都后积极筹备，静待最佳北伐时机。
当天下太平之时，朝中士大夫各抒己见：“主上以孝治天下，迁都则难以朝夕侍奉长辈”
；“国用空虚，民力困乏，迁都之时，千乘万骑、百官府衙随行，耗费巨大，难以供给”
。
若士大夫以此论相争，君主亦难以反驳，此为不可得而迁之困局。
殷商盘庚迁都，臣民皆怨，然盘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反复诰谕，终成迁都大业，稳固国本。
今大宋若欲加陪都寿春，亦需君主如盘庚般，以坚定决心、雄辩才略说服群臣，破除阻碍。
但当下国势未稳，贸然迁都，易引朝局动荡，故需谨慎权衡。
两国对峙，示敌以弱尚恐被其轻视，示敌以怯尚恐被其欺侮，若贸然增加都城展示强大，敌必生疑惧，北伐之事将横生枝节。
且两敌相持，将士尚未抱定必死决心之时，天子贸然迁都，虽能振奋士气，但亦可能引国内局势动荡。
昔苻坚率百万之众南征，却因国内不稳，淝水一战而败。
若我军未战而加陪都寿春，万一北魏效仿前赵刘聪南下之举，趁势进逼，中原百姓迫于兵威不敢响应，北伐胜负难料。
过早迁都，实则为促使敌人掌控中原局势做嫁衣，此亦为不可轻易迁都之因。
再观战国时，赵国国力未稳便与秦国长平对峙，最终四十万大军被坑杀，国势一蹶不振，我大宋不可不引以为戒。
综合以上四种情形而论，迁都之策便已明晰。
某以为，朝廷应明降诏令，禁止随意传言迁都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