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七
正取之计既定，而后当谋富国强兵之策。
欲强兵者，当修戎器，整军实，严军政，习骑射，造海舰，此皆强兵之要务也。
然其关键在于行事隐秘，循序渐进，令敌难以察觉。
昔秦之崛起，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对内整军经武，对外示以柔弱，数年之间，秦国兵强马壮，一统之国力基础已成，诸侯皆惊，此乃行事以阴、行之以渐之效也。
至于富国之术，今百姓之力已尽，官府之利亦竭，若循常道，国难致富。
兵需富国而后举，若待国富而后兴兵，则恐终吾世而兵不得举。
然某有富国之策，不在于聚敛，而在于惜费。
若能于可省之处省之，则国自富矣。
何以言之？自朝廷规恢远略以来，今已数年，其间施为，耗费甚巨。
筑城于和（历阳，北齐和南梁议和后为和城）、庐、扬、楚之地，修堰蓄水，招募兵勇，于建康、京口、江阴设寨，又有驿站遣使附属朝贡往来之花费，运本钱，以及其他各类事务、恩泽赏赐，难以尽数，总计已逾万余缗。
又有祭祀之费，此亦需大量钱财。
此等费用，祭祀之费乃祖宗成法，或不得已而为之；然其他诸多开支，本可斟酌，却为恢复之计而耗费，然于恢复之功，实无显着助益。
耗费巨资而未得万一之功，此费实乃可惜！
若能确定恢复之规模，断以三年兴兵。
未战之年，将此等费用积聚；当战之年，祭祀之礼可适当推迟。
如此，可得数千缗。
今国库之储又数千缗，设若合五千缗以一战，岂不绰绰有余！
其次，当宽民力。
可让百姓休养生息之处，便令其休息；可给予百姓之利，便予以方便之利。
盖恢复大业，非一战可胜，恐需旷日持久。
旷日持久之战，费用巨大，紧急之时必取之于民。
百姓能供吾所需，财尽而无怨，怨甚而不变，皆因平日朝廷抚养甚厚。
古之贤君，外能克敌制胜，内能厚待百姓，本末先后，皆应如此。
不然，事未竟而财已竭，财已竭则民已不堪其苦，即便初有成功，亦难以为继。
昔汉高祖刘邦，入关之后，与民约法三章，减轻赋税，深得民心，而后方能与项羽逐鹿天下，成就帝业；三国之时，诸葛亮治蜀，轻徭薄赋，展民生，使蜀地百姓安居乐业，方能屡次北伐，以弱抗强。
此皆厚待百姓之例。
今世之弊病，在于将深根固本之策视为迂阔不急之论，将行事草率之人称为治事可用之才。
国用空虚，民力衰竭，欲强其力而元气先弱，犹如人未病而服乌喙，及其真病，却无药可医，纵有扁鹊、仓公在世，亦只能望而却步。
如今大宋欲图恢复，当以史为鉴，重视富国强兵之策，不可因一时之便利而忽视长远之计。
其八
方今朝堂热议，皆言若欲进取中原，必先迁都。
然某以为，迁都之事，有不得已而必迁者，有既迁而又当迁者，亦有不可得而迁者，此中关节，不可不察。
今大宋以建康为都，虽坐拥长江天险，然此地距中原甚远，号令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