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不会向外披露。他自然十分相信王月生，而且盼望着自己抛的军事上的、表面上的砖，能够引来王月生关于政治上的、深层次的玉。所以，他喝了几口茶，补充水分后，继续道：
“在战术层面，我们军人关注武器、指挥与士气的对比。
其中，武器装备的代差决定了战场主导权。
联军方面，英军李-恩菲尔德步枪射程500米，日军三十年式步枪射程400米，均配备弹仓供弹，每分钟10—15发；
英军75毫米野战炮射程6公里，日军92式重机枪射速450发\/分钟，可压制清军土炮的500米射程和每分钟1发的射速；
后勤上，联军配备野战医院、罐头食品、通讯鸽，日均行军30公里。
相较之下，清军方面：
占总兵力70%的义和团仅有刀矛、土枪，清军主力装备抬枪，射程300米，需2人操作，老式前装炮装填需10分钟；
义和团“练拳不练枪”，清军士兵，尤其绿营，缺乏实弹射击训练，部分士兵从未摸过枪；
后勤上清军粮草依赖地方摊派，沿途常因“百姓闭户”断供，如聂士成部在杨村饿死300人。依赖粮车运输，日均行军不足10公里。
在指挥体系上，双方更表现出了纪律与协同的差距。
联军方面，虽各国矛盾尖锐，如俄军擅自占领山海关，但前线指挥官，如日军福岛安正、英军加德纳均接受过近代军事教育，擅长“集中火力、分进合击”；
使用野战电话与信鸽建立了临时通讯网，确保各部队信息同步，如天津战役中，日军通过信鸽告知英军清军左翼薄弱。
清军\/义和团方面，清军指挥系统混乱，荣禄、董福祥、聂士成各领一军，互不统属，朝廷的“圣旨”靠骑马送信，常因传递延误失去时效；
义和团“坛口自治”，各团首领仅听命于本地香主，无统一号令，如北京城破时，部分团民仍在胡同里“练拳”。
在士气与组织方面，再次证明了组织力碾压“血性”：
联军方面，士兵受“解救侨民”、“殖民荣誉”激励，英军士兵高唱《天佑女王》冲锋，军官通过勋章、晋升维持纪律，日军少佐因攻占天津站获旭日勋章；
虽然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转化为“集体暴力”，比如德军士兵因克林德之死屠杀了不少北京平民，但战场纪律总体严明，无大规模溃退。
清国方面，清军士兵，尤其汉军，普遍厌战，俘虏称“打洋毛子是为了保大清，大清却克扣军饷”。临阵脱逃者众，如董福祥部甘军在北京城破时集体溃退；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迷信在实战中彻底破灭，被机枪扫射后士气崩溃，部分团民甚至倒戈协助联军，如西四牌楼团民向日军指认藏匿的清军官员。